时装如此的千变万化、追新逐时，在张爱玲看来却是：

　　时装的日新月异并不一定表现活泼的精神与新颖的思想。恰巧相反。它可以代表呆滞;由于其他活动范围内的失败，所有的创造力都流入衣服的区域里去。在政治混乱期间，人们没有能力改良他们的生活情形。他们只能够创造他们贴身的环境——那就是衣服。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

　　上述十二至十九自然段的精彩描述和点评，岂是心心念念于华服丽装的小女子所能想见。服装潮流的更新换代，并不仅仅是女人们爱美好奇、喜新厌旧的结果，它与社会、朝政、文化等等息息相关。这样的见解和智慧，这样厚重的历史感，却尽在张爱玲的“轻描淡写”之中。

　　三

　　20世纪20年代，女装的历史在行家里手看来应当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那是旗袍流行的起点。正如《更衣记》所言：“一九二一年，女人穿上了长袍。”“五族共和之后，全国妇女突然一致采用旗袍。”其实“旗袍”就是17世纪满族入关之时所挥动的八旗，它与中国主流服装一直共存着。原本“在中国，自古以来女人的代名词是‘三绺梳头，二截穿衣’”的，“而从清朝起男子的服装就不再是拦腰两截了。一个大男人，跟人吵架时，会拍着胸脯说：‘我可不是穿两截衫的’，也就是说他不是女人。”② 因此这样的改变是惊人的。究其原因，还是与西方文化脱不了干系，女人们开始醉心于男女平权之说，要蓄意模仿男子，“恨不能将女人的根性斩尽杀绝”，所以初创阶段的旗袍与当今我们所认识的曼妙多姿，尤能勾勒女性曲线特征的旗袍相距甚远，而是“严冷方正的，具有清教徒的风格”的。

　　30年代，是一个愤世嫉俗的时代，旗袍流行则达到顶峰，同时又在不断的改良中。“袖长及肘，衣领又高了起来”，但新一轮的“元宝领”却更加难堪、不可饶恕。此外，女人们还在拂地的丝绒长袍外，套上当时欧美流行的双排扣军式大衣。这样奇异的配搭，也许说明女人们表面上追求激进的女权，骨子里还是很物质主义地要求着体己柔和的享受吧。上世纪40年代即张爱玲写作此文(1943年12月)的年代，旗袍的款式又有重大变化，衣领矮了、袍身短了，镶滚免了，其中最重要的是衣袖也废除了，虽然这是一个艰难漫长的过程，费了二十年的工夫，但总算是将所有必要和不必要的点缀一概消减了。于是“只认衣衫不认人的时代”一去不复返：“现在要紧的是人，旗袍的作用不外乎烘云托月忠实地将人体轮廓曲曲勾出。”旗袍也由此成为了中国女性独具民族特色的“国服”，至今在女装舞台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成为中国女装的典型代表。“一个时代的服饰形成某种习尚，它就具有支配性、参与性与表现性，同时更具有排斥性与约束性。所以服装的流行看来是随意的，事实上跟‘公众的幻想’息息相关。”③正是张爱玲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