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时装不是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实业，不比在巴黎……我们的裁缝却是没主张的。公众的幻想往往不谋而合，产生一种不可思议的洪流。裁缝只有追随的份儿。因为这缘故，中国的时装更可以作民意的代表。

　　张爱玲不仅把服装的款式、品种、习俗以及与时代政治的关系摇曳生姿地道来，同时还忘不了通过服装变迁显示人性与民意——这是她作品里一如既往的根底。

　　四

　　服装似乎是女人的专利，《更衣记》用了大部分的篇幅叙写女装，自是理所当然，但作者也没忘记另一半——尽管“男装的近代史较为平淡”。平淡的男装无非就是西装或中装，一律的谨严而黯淡，“长年地在灰色，咖啡色，深青色里面打滚”。只有在民国四年至八九年这么几年短暂的时期，男人的服装花哨了一番——那也不过是当时天下大乱所显现出来的怪状之一罢了。因为对男人而言，衣服是不足挂齿的小事，作者以刘备的名言“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为证，可见妻子也罢，衣服也罢，在男人眼中都是一样的没有地位，没有分量。而女人呢?“多数女人选择丈夫远不及选择帽子一般的聚精会神，慎重考虑。再没有心肝的女子说起她‘去年那件织锦缎夹袍’的时候，也是一往情深的”。张氏的机智幽默中暗含冷讽，这是她惯有的腔调。再如：

　　有这么一种议论，说男性如果对于衣着感兴趣些，也许他们会安分一点，不至于千方百计争取社会的注意与赞美，为了造就一己的声望，不惜祸国殃民。若说只消将男人打扮得花红柳绿的，天下就太平了，那当然是笑话。大红蟒衣里面戴着绣花肚兜的官员，照样会淆乱朝纲。

　　《更衣记》的末段结尾，尤其让人咀嚼不尽。作者先说明男子的装扮还是中规中矩比较顺眼。然后描述了一次电车上所见到的一个年轻小伙的装扮：既怪异又多彩还自得，但出人意料的是，张氏的笔力轻灵一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