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张爱玲的“女性本位”

　　中国古代的小说大多是以男性为主体，女性为附属。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和曹雪芹的《红楼梦》中虽然多叙述女性，但也始终没有使他们摆脱男权社会中陪衬地位。张爱玲作为新时代的女性，在作品中向我们揭示了男权社会中男性自私的道德观，写出了封建社会对女性的压迫与羞辱，并且表示了她对“社会顺从”的不满与抗争。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在这种压迫下被分化成了三类：第一种是选择抗争却走向失败的女性（《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半生缘》中的顾曼桢以及《色 戒》中的王佳芝）；第二种是被社会压迫扭曲的女性（《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半生缘》中的顾曼璐）；第三种是没有抗争就直接被社会吞噬女性（《花凋》中的郑川嫦，《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烟鹂）。张爱玲把探寻女性不幸的眼光探向女性自身，并且探寻出了中国女性深入骨髓的“原罪意识”。她从女性本位出发将这一点逐层揭露。

　　“婚姻”一直是张爱玲作品的重点。周芬伶在《艳异——张爱玲与中国文学》一书中将他们分为三类：以婚礼为主体（《鸿鸾喜》、《沉香屑 第二炉香》、《年轻的时候》、《玻璃瓦》、《倾城之恋》）；疲惫的婚姻（《留情》、《红玫瑰与白玫瑰》、《等》）；婚姻的幻灭（《金锁记》、《沉香屑 第一炉香》）。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多以“女结婚员”的身份出现，这种女人既是宗法婚姻或物质婚姻的“交换物”又是“传宗接代的工具”。然而，张爱玲对女性的处境也不全是消极的——“几千年来女人始终处于教化之外，焉知她们不在那里徐图大局？13 ”明显，认为这种屈服与耻辱只是暂时的，“沉默是反抗的前兆”。

　　纵观张爱玲的小说，与同时代其他作家相比，对女性命运的关注最多，理解最为深刻，揭示最为透彻。透过张爱玲的小说，可以看到那个时代女性生存状态的艰难，女性生存的无奈、苦与挣扎。这也告诫我们：任何时代，女性只有超越家庭，走向社会，谋取到经济的独立才可以获得与男性平等对话的权利，才可以建立起自己的精神家园，也才可以是生活着而不仅仅是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