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此刻她完全没有意识到，只害怕礼仪不周。懂得了一点礼仪，就开始学德语。

　　她的德语到底学得怎么样不太清楚。齐如山先生写文章说她的德文稀松得很，还经常要找齐先生帮忙。但又有学者认为齐如山的说法很不可信，因为他从来没有去过德国，只在国内以一个普通艺人的需要自学了一点德文，应该难于评价在德国住了三年的赛金花的德语水平。我想，赛金花的德语用于一般交际场跋，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

　　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的公使夫人能用德语参加交际，已经非常不容易。语言问题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一直是一个魔障，开始只能请一些传教士和商人帮忙，错误百出，后来有些翻译人员还因被官府怀疑『通番”而被杀，外交上产生了疙瘩，也总是把责任推到翻译身上。这种情况，直到民国之后开始起用留学生做外交人员，纔有根本的改变。赛金花学德语，是超前地把自己放到了与外国人直接沟通的第一线，但后来，人们根据那些编撰的传奇故事，还是怀疑她有以语言和色相在北京“通番”的可能，因为这纔符合她的早期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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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个女人来说，有太多辩说不清的问题，于是她也就不说了，在世人的笑骂中渐渐苍老。

　　老年的赛金花日子过得很潦倒，还一直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但她偶尔遇到一两个够水准的人，也能讲出一些够水准的话。例如她在六十多岁之后曾接受过一次北大教授刘半农先生的访问，在谈到社会现象时便说：“革新应由思想上革新，不应该从外表上革新，学些外国皮毛，骨子里还是老腐败，究有何益”这就不是当时一般的中国妇女说得出来的了。

　　我想，她说这段话的时候，脑海里一定浮现过这幢白色的楼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