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孙光萱并没有被吓倒，他除为我提供证言，并无偿地提供了相当于给余“文革”错误作结论的夏其言致《新民周刊》的抗议信以及众多《清查报告》给我作证据外，还在官司期间写了《从“石一歌”谈到余秋雨》、《夏其言批评余秋雨“老虎屁股摸不得”》。所不同的是，他的文章温柔敦厚，哪怕余一再攻击他乃至捏造各种罪名羞辱他，他均能正确对待，不以牙还牙。有人认为他患得患失太软弱，像余不止一次从人格上毁损他，碰到别人早就应战了。可他有自己做人和处事的原则：做老实人，决不说假话;以诚待人，决不做对不起历史、读者的事，决不趋炎附势。这样一来，“书生气”的确很重，开始他也是想真心挽救余，但余把他逼急了，也会豁出去的，他不怕恐吓之类的邪门歪道。他写的传诵一时的《正视历史，轻装前进》发表后，上海作家协会一位副主席写信称赞他的文章是“关于余秋雨现象讨论中最客观、最有说服力的。写这样的文章既要有阅历、见识，又要有勇气。”

　　这位上海作协副主席的话代表了广大上海作家协会会员的心声。难怪上海作协换届选举理事时，余秋雨竟名落孙山。按他的知名度，当选为上海作协主席或副主席是当之无愧的。可广大作协会员就是不投他的票。他未当上理事后，据唐羽在《余秋雨很想看这本书》中说：余秋雨从此竟反常地把由上海作协主办按期赠送他的《上海文学》、《萌芽》杂志原封不动地退还，由此可看出他的气量之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