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上海作协副主席的话代表了广大上海作家协会会员的心声。难怪上海作协换届选举理事时，余秋雨竟名落孙山。按他的知名度，当选为上海作协主席或副主席是当之无愧的。可广大作协会员就是不投他的票。他未当上理事后，据唐羽在《余秋雨很想看这本书》中说：余秋雨从此竟反常地把由上海作协主办按期赠送他的《上海文学》、《萌芽》杂志原封不动地退还，由此可看出他的气量之小。 孙光萱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写的这篇文章，虽本意不在揭露而在纠错，但实际上却让人们看到余秋雨在“文革”期间的一部分极为关键的真相，同时也让人们看到对于自己在“文革”期间的历史，余秋雨是怎样大胆地掩饰、改写、美化。由于余秋雨的叫板而引出的孙光萱的文章，等于把余秋雨逼到了墙角。不作任何回答，那等于是在默认。但要就具体问题反驳孙光萱，却又实在困难。于是余秋雨只得把面对批评时一再使用过的法宝再使用一回，即把孙光萱的动机归结为想出名，并且宣称“这种企图出名的强烈愿望使他的证言失去了公信力”。坦率地说，在继沙叶新之后，孙光萱又被余秋雨指控为想出名时，我感到了余秋雨的无奈，更感到了余秋雨的无聊。

　　孙光萱由此成为余秋雨最害怕也最痛恨的人。他在答北京《华夏时报》记者问时，含沙射影地把我和孙光萱比作“两个老纳粹”。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徐虹问“官司有无可能庭外调解”时说：“只有一个条件：古远清向法院揭发出向他提供那些诽谤材料的背后人物。然后，再由他来起诉那个造谣者，我有可能与古远清庭外调解”。

　　这里说的“那个提供材料者”，就是指孙光萱。孙光萱提供的材料，均是清查报告。说孙氏“诽谤”，其矛头是指向原上海市委驻写作班清查小组。正因为孙氏给我提供过材料，故在某种意义上说，告我就是告孙光萱，或告我就是为了恐吓孙光萱，以遏制孙光萱再披露真相，好让他从此闭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