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么说，章培恒教授帮我解决了一个难题。我作为当事人固然不能被他们缠进去，但是如果大家都不“缠”，中国文化真要被他们缠晕了。

　　我原来心中的三种高贵图像，那两个离去的女子，那一个沉默的男子，那一堆空白的考卷，应该有补充了。如果好人全然离去，全然沉默，全然空白，世界将会如何?

　　由于都发生在2003年，我立即想到了抗SARS的英雄钟南山教授。他一次次勇敢地深入病区，直面病毒，最后终于带领着大家战胜了SARS。如果他嫌弃病毒太卑微、太邪恶，不予理睬，那就不是受人尊敬的医学专家了。在他之后不久，就轮到了章培恒教授的深入。

　　遗憾的是，章培恒教授的运气远不及钟南山教授。他在《文汇报》上发表了那篇文章后，国内150多家热烈传播了“咬嚼”事件的“涉案媒体”，却完全没有反应，毫无表情。因此直到今天，绝大多数被“咬嚼”传染的读者，还没有被章教授治疗。

　　几年后，我与钟南山教授一起被一所大学授予“荣誉博士”称号，得以相聚。钟南山教授对我说，他正在筹建一门“人文医学”，希望我参与。我说：“至少在目前，中国的人文学科需要获得医学的帮助，尤其在传染病的防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