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以来，从梁启超的“新文体”，到鲁迅、王了一、邓拓的杂文;从周作人自己园地中的“美文”，到林语堂、梁实秋、董桥的随笔;从朱自清《背影》式的“真性情”，到李广田、王鼎钧、余光中的抒情散文，一大批博学多才的文化人千方百计用艺术或文学的散文之笔，来传达自己认可的知识理想与生命价值，从而形成了学者散文家甚至学者作家这么一支庞大而重要的华文作家队伍。但相对于港台与海外，大陆的这支力量被种种现实利益和体制削弱了，有学、有才又有大文本的人不多，余秋雨算是比较突出的一个。他站在讲台上望着世界，走进世界亦回首古典;　研究学术的时候神往山水，徜徉山水又沉咏诗词歌赋，数十年来的学历、履历、阅历、研究历和创作历，着实帮助他打通了诸多领域，而历练和苦练使得他的学识积累、散文智慧和艺术笔力相得益彰。不像一些学者的散文，只有知识与学问，缺乏艺术智慧与表现的单向度写作。

　　相较于以前的　《文化苦旅》《山居笔记》和《行者无疆》来说，《君子之道》的整体文学性要弱化了不少，但他仍能将学识的智性、逻辑的理性、散文的随意性、诗歌的象征和戏剧的张力等作较合理的安排，使读者既有文学的享受，又有学术的收益。尽管这些在他的文本里表现得并不平衡，如《君子之道》一辑的《前论》，是基本上只见道理，而不见文学与散文的。

　　智性与理性就不用说了，第一节已有涉及，这是余氏著述赖以成功的基石。所谓散文的随意性，这里简谈两点：一是散文多体式的运用。如果说，《写经修行》一篇是典型的随笔，在亦叙亦议、不温不火中阐明高深的佛理，那么，《君子不器》和《君子自杀》强烈的反讽和对当代“伪斗士”的无情批判，就是正规的杂文招式了。《短文一束》中，短小的篇章格局集中表现了他的文字功夫与文学功力。《蟋蟀》和《棍棒》两篇，以若真若幻的寓言，勾勒了一部分中国文人的命运。而　《消失》《原野孤马》《悄然而立》　和　《跋涉废墟》诸文，则是不折不扣的散文诗了。请看《白马》的前两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