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对“小人”人格的批判。作者对小人人格没有系统勾勒，但在以上可称为“君子九德论”的确立中，对立面都站着一大堆小人，并描绘了千古以来中国小人的心理形象，以作为君子的比照。毫无疑问，这也就继承了自梁启超、鲁迅以来国民性批判的主题。作者说得很清楚，　“我研究小人，不是目的，目的在君子”，在“追踪自己，追踪中国”。这是“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份担当，其苦心与苦追甚矣哉!但余秋雨在理论和社会两个层面，将君子和小人人格绝对对立起来了(他注意到了两者之间的“芸芸众生”，但未做心理学上的分析与概括)，非君子即为小人，非小人即为君子，这在历史与现实中是很难对应上的。我们看到和感到的情形很复杂，小人心中有君子，君子心中有小人;　小人里面有君子，君子里面有小人;　小人有时是君子，君子有时是小人;　大人物有的是小小人，而小人物有的是大君子……主体人格的复杂性，必然也为理论概括提出了远远超出非此即彼的挑战。与此相关，余秋雨将君子人格单纯化的同时，也将君子人格过度理想化了，随之，也将自我人格理想化了。他在书中屡次按捺不住火气，指斥近些年批评他的人都是“嘲讽”　“诬称”“诬陷”，甚至说他自己“成了一个人人都敢诽谤而无力还手的人”。毫无疑问，他自己当然是最后获得“高谊”的君子，而“诬陷”和“诽谤”的“谗夫”只能划入小人行列。这种“众人皆浊我独清”的自我精英式道德审判，恐怕值得警惕和深省。

二苦：文学之书

　　从余氏编辑“秋雨合集”的用心与次序，能发觉他思想大于文学的动机，理论家重于创作家的位次。但他并不舍得因了文化建设而落下文学表现，在文学散文中来建构民族文化心理学，特别是儒家传统路向的君子人格学，毕竟是他20世纪80年代就怀揣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