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身处20世纪80年代早期中国现代化如何突破传统文化制约的大讨论热潮，又深受瑞士心理学家荣格(Carl Gustav　Jung)“集体无意识”理论的刺激与影响，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始，以散文的艺术形式开始了对中华民族集体人格的探索。

　　他做了两方面的工作。

　　首先是对精英人格、即“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的建构，这是主要的。由梁启超开创，鲁迅集大成，继而由柏杨等人着力的国民性批判，已将“丑陋的中国人”解剖得无地自容了。余氏深信鲁迅“立人”的思想，而立人的根本在于立人格，只有民族的整体人格建立起来了，中国才能真正现代化，并立于世界不败之地。同时，余氏坚定信奉社会学的阶层理论，认为社会大众的人格塑造，最终是由精英人物影响和完成的。所以，他借用儒家的思想资源，辅以道家、佛家甚至西方的学术与人物，全力以赴描绘“君子”人格的理想图景。早年的几部随笔，就是在中华文化遗迹中，寻找古典君子人格的文本;其后的《行者无疆》，则将这种寻找延伸到了西方，在不同的心理范式中塑造不同类型的君子，为理想人格的出现提供参照。这部《君子之道》，先确定了一个理论前提：按照文化人类学(主要是心理人类学)的理论，认为一切重大文化的核心机密是集体人格，而中华文化的理想人格当属君子之道。继而，作者以儒家经典特别是孔子的《论语》为依据，为君子的素质列出了九项要点，以构成该书的“本论”：第一为“君子怀德”，德的主要内容是“利人、利他、利天下”的社会责任感，乃君子之道的起点;第二为“君子之德风”，就是用君子的风尚影响大众;第三为“君子成人之美”，指君子总能促成别人的好事;第四为“君子周而不比”，谓君子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团结而不勾结;第五为“君子坦荡荡”，指君子德行高尚无所畏惧;第六为“君子中庸”，反对走极端，“用其中于民”;　第七为“君子有礼”，而关键是相“敬”与相“让”;第八为“君子不器”，即不被异化为器物与工具;第九为“君子知耻”，认为有耻感是君子的封底阀门，不可越界。余氏将儒家的君子之道条理化和系统化，可能不是孔孟理想君子人格的全部，但它的原典意义、价值构成、现代阐释和心理指向都相当明确，对据于中华传统精英文化人格的全面建立与期待，可说是煞费苦心。不过，将我国儒家思想体系的陈酒倒进西方近现代文化人类学说带有范式意义的新瓶，又基本未做两个系统学理上的逻辑兼容研究，至少有文化心态和理论方法上的问题值得商榷。按作者的设想，这是一把打开中华文化核心机密的钥匙，也是模塑未来君子人格的理论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