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说：这让我想起了“文革”中大行其时的“捕风捉影、无限上纲”

　　今年1月21日，余秋雨写了一封公开信《答余杰先生》，并于次日与余杰在剧作家魏明伦在成都的家中见面。余秋雨在信中叙述了自己在“文革”中的大概经历，然后申明：“把‘石一哥’说成是我，搞错了。”关于《胡适传》，余秋雨解释，当时作为鲁迅著作教材的参考资料，需要整理几个有关人物的“生平小记”，他和另外一位先生被分配整理胡适。当时读不到胡适的任何书，无法写生平，只有一套解放后胡适批判运动中出版的《胡适思想批判集》，因此所谓生平小记全是从里边摘抄的。“这份东西后来怎么拉长，由谁修改，为什么作为文章发表，发表时为什么用了我的名字，完全不知道。”

　　余秋雨在致余杰的信中还说：“看到大作中建立起来的‘余秋雨Κ石一歌Κ写作组Κ一朝红人Κ‘文革余孽’Κ‘文化流氓’这一个快速推进逻辑，我不仅没有生气，反而笑起来了。恕我直言，这让我想起了‘文革’中大行其时的‘捕风捉影、无限上纲’。”“其实稍作推断就可以明白事情大概的，例如我是在上海经历整整3年‘文革’大清查后担任高校领导干部的，而且大家知道，又是一连几次本单位民意测验都名列首位的结果，这样的情况，有可能是‘文革余孽’吗?还有，不管分析得多高，在如此灾难中有一篇谈胡适或读鲁迅佚文的文章，哪怕都是我写的，会成为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吗?”

　　余秋雨在回答一位记者提出的“关于‘文革’的经历你好像很少做正面的反思”这一问题时说：“如果用强迫的方式要别人对自己的行为作出思想结论，而强迫者又没有搞清楚行为的真相，那么缠来缠去，争执不休，反而把反思这件大事降低了、庸俗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