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我遗憾的是，余秋雨先生断然选择了遮掩和伪饰。他在《千年庭院》一文中，似乎不经意地写道：“于是终于有一批学生脱颖而出，冲破文明的制约，挖掘出自己心底某种已经留存不多的顽童泼劲，快速培植、张扬，装扮成金刚怒目。

　　硬说他们是具有政治含义的‘造反派’其实是很过分的。昨天还和我们坐在一个课堂里，知道什么上层政治斗争呢?无非是念叨几句报纸上的社论，再加上一点道听途说的政治传闻罢了，乍一看吆五喝六，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任何政治上的主动性。”这种表面的不经意，实际上是经过了周密的酝酿、思索和策划。这是明显地为红卫兵开脱，并进而混淆文革的本质，将文革归罪于上层少数人的政治斗争。所以，顺流而下，像他这样的参与者也不过是受骗上当罢了，无需承担如何罪责。于是，在谈到自己的时候，余秋雨则更加明目张胆了：“反过来，处于他们对立面的‘保守派’学生也未必有太多的政治意识，多数只是在一场突如其来的颠荡中不太愿意或不太习惯改变自己原先的生命状态而已。我当时也忝列‘保守派’行列，回想起来，一方面是对‘造反派’同学的种种强硬行动看着不顾眼，一方面又暗暗觉得自己太窝囊，优柔寡断，赶不上潮流。”

　　这段文字让我无比震惊。这就是那个在《霜冷长河》中高谈阔论关于善良、关于友情、关于名誉的余秋雨吗?红卫兵真像他所说的那样无辜吗?真的仅仅是“顽童”吗?我在老鬼的《血色黄昏》、《血与铁》中读到过许多血腥的场面，全是红卫兵的杰作。如果说那是小说，当不得真，那么我们来看看真实的史料吧：

　　研究文革的学者王友琴女士曾经写过一系列关于文革中学生打老师的文章，列举了无数残酷的事实——在中小学里，有往老师的额头上钉图钉的，有让老师吃粪便、煤球的，有一把一把地拔老师的头发的，还有将老师打死后扔进开水锅里去煮的……我相信，对于这一切，亲身经历过文革的余秋雨先生应当比我知道得清楚。但他为什么要拼命掩饰呢?他为红卫兵辩护，归根结底还是想为自己开脱。他竭力将自己打扮成一个无辜的“保守派”，然后心安理得地面对“新时代”。　　但是，有时导致的结果是越遮盖越张扬，污点往往越描越黑。尾巴在他没有意识到的时候露了出来。对此，张育杭先生疑惑不解地追问说：“按照并不复杂的经验提示和逻辑思路，早在文革初期就已经对‘造反’之类‘心灰意懒’，‘赶不上潮流’的余先生，何以到了文革后期竟然突变为‘笔锋犀利’且十分活跃的‘大批判’写作者和‘潮流’中人呢?”
 　　【人物介绍】

　　余秋雨，1946年8月23日生于浙江省余姚县，现任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院长。中国著名文化学者，理论家、文化史学家、散文家。

　　1966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 1980年陆续出版了《戏剧理论史稿》《中国戏剧文化史述》《戏剧审美心理学》。1985年成为中国大陆最年轻的文科教授。1986年被授予上海十大学术精英。1987年被授予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的荣誉称号。

　　2011年被授予甘肃联合大学荣誉教授。

　　2010年起担任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