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余秋雨所效力的《学习与批判》杂志，由张春桥、姚文元所控制的“上海写作组”直接管理。这个写作组威震南方，与北京的“北京大学大批判组”和“清华大学大批判组”三足鼎立，一时间，呼风唤雨，指鹿为马，无所不为。上海的御用写作班子以“石一歌”为笔名发表大批判文章，所谓“石一歌”者，意思是11个人。(当然，由于前前后后人事方面的变动，“石一歌”的人数并非严格意义上的11个人。)这个笔名与北京的“梁效”有异曲同工之妙。(“梁效”者，“两校”也，即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余秋雨少年文章，名动公卿，当然也引起了有关方面的注意。于是，两个巴掌一拍即合，他成为“石一歌”中最年轻的、“立场坚定”、“有一定理论水平、斗争经验、分析能力和写作技巧的、有培养前途的革命青年”。据若干余秋雨当年的同事透露说，他在写作组中的态度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因为他的出色表现和突出成绩，他深受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青睐。如果不是毛泽东的去世和文革的结束，余秋雨也许会走上一条类似于姚文元的飞黄腾达之路 ——他写作大批判文章的才华并不比姚文元低，假如被领袖看上，定然青云直上九千尺。

　　我重提这段往事，并不是故意与余秋雨先生过不去，或者抖出他人的隐私来给今天的人们好看。当年参与文革写作组，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我想，作为一个入世不深的青年知识分子，多多少少都是可以原谅的——在那个既“封建”又“法西斯”的时代，人的选择很多都是身不由己的。在“生存”还是“毁灭”的两难之间，绝大多数人都会不由自主地选择“生存” ——即使是屈辱的、违心的、苟且的生存。设身处地地替那个时代的人们想想，确实是“选择之难，难于上青天”。假如让我生活在那个时代，当专政机器用装满子弹的枪口对准我的脑袋，*我写文章的时候，我会不会写呢?坦率的说，我很可能、而且有极大的可能会写。所以，我认为，过分地在道德上对逆境中的人的选择苛求，本身就是不道德的。然而，当事情过去以后，自己应当怎样面对自己的历史呢?是忏悔、是反思，还是遮掩、伪饰?我认为，对过去的事情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比事情本身更加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