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庐山》的开篇，作者先与我们卖了个关子：“……那里好像从来没有开过文人大会。原因说起来太复杂，……”到底是怎样“复杂”的原因导致没有在庐山开过文人大会呢?作者不想挑明，看来只有读下去才能找出答案。

　　然而，作者接下来的叙述却是从这样一句话开始的：“回过去看，庐山本来倒是文人的天地。”紧接着，作者不吝笔墨详细地写了两晋南北朝时期慧远、陶渊明、谢灵运、陆修静共处庐山的种种传说，又毫不留情地将这些故事的虚假性呈现给读者，真是“非常煞风景”。作者如此构思是想告诉我们：“文人总未免孤独”，他们企盼着能与知音聚会，“哪怕是跨越时空也在所不惜”。从此，庐山便有了一种独特的文化意义，她成为了“历代文人渴望超拔俗世而达到跨时空沟通的寄托点”。

　　作者登上庐山时，再一次想起古人。古代文人“只凭着两条腿，爬山涉溪、攀藤跳沟”，而自己坐着汽车没多久就到了目的地;古时的山，“道路依稀，食物匮乏”，而今天的牯岭早已俨然成为一座繁荣的小城，没有了山顶的味道。从舒白香游庐山的日记，到高鹤年《名山游访记》中的记述，再到徐志摩的《庐山石工歌》和茅盾的《从牯岭到东京》，庐山的文化形象发生了巨大变化。以西方文明为先导的热闹取代了中国传统文化所赋予庐山的宁静。政治、军事、外交等因素的介入使她变成了一个“风声鹤唳的焦点”。从那以后，庐山再也不是“中国文人的世界”了。文人“没有可能以自身的文化感悟与山水构成宁静的往还、深挚的默契”，只好“蜕脱成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