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善于营造意境

　　余秋雨的散文善于汲取诗歌之精华,不仅使其语言凝练如韵文,更营造了恰切的意境。且看:那“柔婉的言语,姣好的面容,精雅的园林,幽深的街道,处处给人以感官上的宁静和慰籍”的苏州,“背负着种种罪名,默默地端坐着,迎来送往,安分度日。却也不愿意重整衣冠,去领受那份王气”(《白发苏州》);那“民居楼板底下就是水,石阶的埠头从楼板下一级级伸出来,女人正在埠头上浣洗,而离她们只有几尺远的乌蓬船上正升起一缕白白的炊烟,炊烟穿过桥洞飘到对岸,对岸河边有又低又宽的石栏,可坐可躺,几位老人满脸宁静地坐在那里看着过往船只”的江南小镇,“它们的历史路程和现实风貌都显得平实而耐久,狭窄而悠久,就像经纬着它们的条条石板街道”,“更足以成为一种淡泊而安定的生活表征”(《江南小镇》);那“把人性神化,付诸造型,又用造型引发人性”的莫高窟,“成了民族心底一种彩色的梦幻,一种圣洁的沉淀,一种永久的向往”(《莫高窟》),还有三峡、庐山、西湖、阳光等等,“意”与“境”浑然一体,缩短了现代人心理与古今现实的距离,产生了独特的诗化散文之美感。

五 “妙手偶得”的人物形象使文本大为增色

　　“妙手偶得”在散文领域不乏先例,但余秋雨似乎尤擅此道。比如《牌坊》里的女教师,当孩子们发现了尼姑庵绣品上的鸳鸯时:

　　“问她是什么鸟,竟又红着脸不知道。问她这是尼姑们绣的吗,她点点头。问尼姑们在哪里学得这般好功夫。她说,从小在绣房里……”。

　　想想看,孩子眼中美丽而博学的女教师,竟因为孩子天真无邪的问题“红了脸”,以至于这窘态一直控制住她老老实实地回答以下的疑问。紧承之,则是一句朴素到看不出“学院派”痕迹的话:

　　“(她们)都非常好看。她们脸很白,所以一脸红马上就看出来了。”

　　于是,女教师的娴雅清纯便穿过稚童透明的双眸投影在我们眼前、脑中、心底了。然而,作者并不就此罢手∶

　　“她们喜欢把着孩子们的手写毛笔字,孩子们常常闻到她们头上淡淡的香味。‘你看,又写歪了!’老师轻声责备,其实孩子们没有看字,在看老师长长的睫毛,那么长,一抖一抖地。”

　　继之是女教师们喝水的细节描写,掰开揉碎,细细铺陈,如在眼前。作者对女教师的正面描写虽惜墨如金,却尽得风流。在读者心中,女教师的形象再也挥之不去了。

　　事实上,像《庙宇》里的胖瘦二和尚、《酒公墓》里的酒公张先生、《老屋窗口》里的河英等,都是塑造丰满的艺术形象。更有《漂泊者们》中漂泊南洋的三位华族老人:货郎林再有、随堂老中医和声高望隆的沈博士,三者鲜明的性格于对比中见出统一,统一于对中华民族、对祖国的无限眷念与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