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渴望精神世界的回归

　　如《风雨天一阁》中，余秋雨不厌其烦地叙述天一阁藏书楼主范氏家族历时几百年、经历几个朝代更迭的艰辛苦守悲剧――凝聚了古文明硕果的书籍一次又一次被损毁，而一个家族以一种罕见坚毅持久的文化品格在近现代的乱世中保持和传递这些书籍，也同样传递着文化和历史。余秋雨赞叹道：“作为一种古典文化事业的象征存在着，让人联想到中国文化保存和流传的艰辛历程，联想到一个古老民族对于文化的苛求是何等悲怆和神圣。”

　　在《流放者的土地》中，被流放的文化人如何“死而复生”，开掘蛮荒的边地，撒播文明的种子，可以说是被碾碎了的文明碎片努力展示其光洁明亮的艰难尝试。它写了一批被流放的文人强健的人格精神和以文化为底蕴的生命状态。这些文人大多是一些品格端庄之人，他们的获罪只因为直陈时弊，刚直不阿。在人格精神不健全的封建专制时代，统治者需要的是驯顺和媚骨，却容不得半点异己思想和言论。因此，这批文人成了披枷戴锁的流浪者。可他们毕竟是文人，“当灾难初临时，他们比一般人更紧张，更痛苦，更缺少应付的能耐。”但又因为他们是文人，所以“当这关口渡过之后，他们中部分人的文化意识又会重新苏醒，开始与灾难周旋，在灾难中洗涮掉那些只有走运时才会追慕的虚浮层面，去寻求生命的底蕴”。于是在冰天雪地、空寂荒凉的东北，这批文人以自身的正直和善良，去发现友情，在馈赠友情的同时也回收着友情。在这里，友情成了衡量他们人格高贵与否的尺度。因此，作者断言：“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最珍贵、最感人的友谊必定产生在朔北和南方的流放地，产生在那些蓬头垢面的文士中间。友情，复苏了流放者的生命意识，也点燃了流放者内心高贵的火种，同时也为东北‘创造了一个味道浓厚的精神世界’”。因而他们“实现了文化意义上的回归”。

　　同样，《苏东坡突围》中，苏东坡承受灾难之后实现了艺术生命的再生，文明的碎片在碾压之后愈加坚韧光洁，创造了新的文化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