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想，对余秋雨最公正的评论，莫过于直面分析他的文章。在此，我也斗胆选其一二评说一番。

　　先看《文化苦旅》。就说说那篇自画招供式的《自序》，但凡读毕，相信就会有种感觉：又是一个“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的朱夫子。可余秋雨的文章却无异于在宣告，他的走出象牙塔，实质上是建立以世界为基底的新象牙塔。他没有弄清楚什么是学问，只不过学会如何摆弄学问。

　　而开篇之作――《道士塔》字里行间确已表现出那种圣人般的“宽弘”。最明显的例子便是“‘住手’!我在心底痛苦地呼喊……我脑中依然一片惨白。”他本想写出救文物的急切心情，但可惜的是他站错了位――他不是救世主。其实他也认识到用这样的口气说话有些恶心，这在他评论那位欲与外国盗宝者决斗的诗中已体现出来，可他仍不自禁地写了上去，是否真情流露?

　　我曾见过许多文章批评余秋雨，说他过多接触媒体。当然，媒体只不过是个借口，说白了，那是余秋雨太俗。试想真正的文学大师会如此在意那些头衔，抛头露面，抢尽风光吗?

　　钱钟书有吗?没有。孙犁有吗?也没有。故对余氏的辩解，是大可不必去听的，还是看看文章吧。在《风雨天一阁》中，他乐此不疲地写道，堂堂宁波文化局副局长居然亲陪游玩，而且一改“圣人”本色，对管理人员的“势利”进行细致描写，好不得意!末了还不忘记上一笔，日裴明海先生赠书《宁波史话》，更谢恩式地说“使我知道了不少我原先不知道的史实”。我们不妨从常理推想，一本以宁波为写作对象的史书，能对天一阁的历史作这么高水平的论述吗?而余秋雨是什么人?“我这个经常钻研天一阁藏本重印书籍，对天一阁的变迁历史相当熟悉的人”，这是他自己说的。我觉得余秋雨写此文时大约是太激动了，才在逻辑上出了这么大问题。看来，俗式文人的确要不得。

　　再来说说《山居笔记》。这是本最有趣味的书，至少我最爱读。虽说仍读着有些不自在，但就《山居笔记》这一块而言，却也大可看得。书中最具美感的当数压轴之作――《遥远的绝响》。

　　当然，抛却一切来读此文的确不错，但如果我们带上批判的眼光，就会发现这是篇彻底历史化的散文。过多的抒情已成为废话，惟一要做的，就是将那本就属于梦幻的事实娓娓道来。这的确就是一个发明，它至少告诉人们，历史并非都是枯燥的，感叹并非总是有助的，有时春秋笔法活用一下也并不赖。所以，我一直不认为余秋雨是个骗子，是在学术上失意来投机散文的;相反，我认为余秋雨在一些文章中体现了他研究周作人、鲁迅的心得，挺有意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