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无疆

　　2003年初夏，中央电视台要拍摄余秋雨的一些早年生活片断，几位编导特别希望他领着他们去寻找余秋雨在“文革”期间到浙江奉化的一个半山腰上称病避暑、潜心攻读的那个屋子。一幢被称作“中正图书馆”的暌违30年之久的老楼，居然被他找到。“那时，我通过早年一位老师的关系借住在老楼的一间小屋里，整幢老楼绝大多数时间就是我一个人。我几乎翻遍了蒋介石要他儿子蒋经国读的所有书籍，以至今天打开那些陈旧书架时的熟练程度，仍然把真正的管理员吓了一跳。”余秋雨说，当时他在这里，举目无亲、吃食无着，更找不到电话、邮局、电视、报纸，是彻底的放逐和封闭。废弃的老楼外是密密的树，树外是层层的山，山顶是厚厚的云。“山外的政治运动我一无所知。直到有一天从两个山民口中听到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消息，才大吃一惊，离开那里。但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以《四部备要》作靠山，比较深入地钻研了中国文化。”

　　这些年来，余秋雨养成了一个读书习惯：绝不东翻西翻、浅尝辄止，绝不见缝插针、手不释卷;要读书先把大门关上，电话拔掉，收起精神，稳住气息，而且，桌上只能有一本书。他还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一位朋友因事犯法，要关4年，余秋雨便写信到监狱，祝贺他这个大忙人竟然能获得这么一个静心读书的机会，并建议他主攻英语。4年以后，他的这位朋友带着一部60万字的译稿走出了监狱。

　　“作为一个文人、一个学者，您最希望给社会留下什么?”余秋雨想了想说：“这些年来我一直通过实地考察在探索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但现在资讯发达、信息爆炸，一切都是过眼烟云，估计什么也不会长时间留下。不留下才好，让大家在精神上轻松一点。为什么孔子、孟子比我们伟大?原因很多，其中一条，是历史并没有给他们‘留下’那么多遗产。他们所看的书，所知道的‘知识’，一定比我们少得多。结果，他们心地疏朗，精神空阔，可以静静地与天地对话。我们心中已经塞满了文化垃圾，因此也不要把自己的文化垃圾塞给后代。什么也不留下，还给世间一个干净的天地。”

　　他从学术研究、教育行政到实地考察、随笔写作，经历了不少彻底的拦断和转换，每次都是在别人认为状态最好的时候离开，一遍遍地从零开始，可称得上是自弃自位、自离积累、自拆楼台，然而为的只是避免生命的惯性僵化。他说：“我是个行路者，不愿意在某处留连过久。安适的山寨很容易埋葬憧憬，丰沛的泉眼很容易滞留人生，而任何滞留都是自我断裂，任何安顿都是创造的陷阱，任何名位都会诱发争论、争夺，而任何都包含着毁损。”

　　采访结束前，余秋雨在题词本上认真地题写“行者无疆”4字。是的，走在路上的文化人，永远行进在无涯的生命追求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