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色变换的阵痛

　　1968年，余秋雨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后留校任教。“我们这一代失去了受正常高等教育的时间，这使我感到一种追赶的责任感，一切从零开始。‘文革’后，主要是系统地阅读西方原著，进行完整地研究。看懂了，就做一些笔记。从亚里士多德开始，我对14个国家的思想文化经典的记录做得比较细致，我的《戏剧理论史稿》里面至少有三分之一的资料都是我自己翻译的。”68万字的《戏剧理论史稿》被认为是当时中国大陆首部完整阐述世界各国文化发展和戏剧思想的理论著作，后来还获得文化部评授的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

　　不久，余秋雨又写了《戏剧审美心理学》一书。这是中国第一本研究戏剧审美心理的书籍，曾获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奖。接着，他又写了当代中国第一部以文化人类学观念研究中国戏剧文化通史的著作《中国戏剧文化史》。“它实际上是借着戏剧的话题来研究中国民间集体心理。因为民间集体心理在看戏过程中最明显。比如一首诗，没有文化的人就很难理解。但是中国的戏剧文化就不一样了，它在一代又一代观众的掌声中被接受。民间的道德传播，乃至官场的礼仪规程，都通过戏剧来完成普及，所以戏剧是最能表现集体心理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文艺理论研讨会在庐山召开，年轻的余秋雨被选为全国文艺理论协会秘书长。但是不久，余秋雨“全部放弃了，完全埋到书堆里了”。他说，“那时候我年轻，记性好，对康德的哲学、黑格尔的美学、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只要研究过就很难忘记，并完全进入我的逻辑结构，因而我的精力全部投入在这个上面了”。《艺术创造工程》这本用散文笔法来探析艺术创造全过程的书在当时成为了学术畅销书。当年，复旦、华师大、北京高校的教师对余秋雨的著作进行评审，联合推荐他为教授。就这样，余秋雨成为全国最年轻的文科教授。

　　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某个晚上，在安徽省贵池山区一个僻远的山沟，余秋雨观看了一部极俗极辣的傩戏，心中翻涌的激情从这出戏上找到了冲决而出的堤口。他深感自己多年来的书斋著述与实际发生的文化现象严重脱节，而囚禁在象牙塔内的文艺精英们除了自己之外别无可谈。余秋雨由此深受启发，开始了文化旅行的生涯，用脚板接触土地，用身体接近大自然，用眼睛获取信息，用大脑思考文化。他把这叫做“田野作业”，他希望走向“文化现场”，因为只有通过生命的投入才能消除对文化的无知。

　　说到为什么后来中断了学术生涯，余秋雨显得有些无奈：“我很不愿意中断它。当年，胡耀邦同志提出选拔领导干部民主化，我们学校当时是文化部的试点单位，提拔干部搞民意测验，结果连续3次我都是第一名。在这种情况下，文化部教育司的司长方先找我谈话，让我当学院的主要行政领导。”

　　由副院长到院长，6年的行政管理工作，让余秋雨没有时间搞学问了。余秋雨自称写《文化苦旅》时，还只是一个散文新秀。但让他始料不及的是这本书一炮打响，他在文化散文的写作上由此“走红”。

　　为集中精力进行学术研究和写作，余秋雨于1992年夏辞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职务。

　　当时有不少上级部门的领导一再劝余秋雨：“你不辞职也能从事文化研究啊，把繁杂的工作更多地分配给副手们就可以了。”但是余秋雨觉得不行――“我做什么都认真，从事行政工作时也是白天黑夜都投入，根本插不进写作。更何况，我当时已经明白，中国的经济发展有望，而精神文化还废墟重重，因此我必须花费大量完整的时间长途跋涉，去考察废墟，然后作一些系统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