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放,对流放者来说,是一场灾难,是“对文明是一种摧残的。”被流放的人,他们有的“赏给出力兵丁为奴”,有的“给披甲人为奴”,“从孩子开始都已经是奴隶了。这些奴隶分配给了主人,主人见美貌的女性就随意糟蹋,怕丈夫碍手碍脚先把丈夫杀了;人员那么多用不了,选出一些女的卖给娼寮,选出一些男的去换马。”这种迫害,对于握惯了笔和捧惯了书的文人来说,是精神和肉体的极大摧残。综上可知,这里“流放”的概念义开始发生一些修辞变异,我们称之为“流放1”。流放1:知识分子+刑罚+远距离+时间长+规模大+肉体精神摧残。

　　余秋雨在文本第三部分是这样结尾的:“流放,创造了一个味道浓厚的精神世界,竟使我们得惠至今。” 显然,这里的“流放”义与前面我们讨论的“流放1”有所不同,我们把它记为“流放2”。“流放2”的语义基本上隐藏了“流放1”的语义,更多地表现为在文本语境中的修辞语义。这种由概念语义向修辞语义转换基本上经历了两个事实验证。

　　事实验证1重塑流放――价值坐标 我们先来看看部分文人面对灾难时的前后表现:灾难初临时紧张或害怕、或痛苦、或缺少应对措施。灾难(中)后时与灾难周旋,寻求生命的底蕴,文化意识苏醒。知识分子对待灾难态度的转变是由其阶层本身的特征所决定的。流放,毫无疑问是一种灾难,其对于流放者的冲击是致命的。不仅从客观条件上改变了他们的生存环境,更从思想层面上轰塌了他们原先的价值坐标。洪皓和张邵的事例更引起了文人的深思:朝廷对待这样两个如此忠君爱国的使者是这样的冷酷和残忍,还不如金人崇敬和赏识他们。难道它真的值得大家为它守节效忠吗?流放者头脑中原先认为至高无上的一切价值观都开始动摇了。这种改变体现在流放者人际关系上,他们交友“以节义文章相慕重”,而不再以阶级立场为标准。著名的反清义士函可在东北流放时最要好的那些朋友李〔衤因〕、魏〔王官〕、季开生、李呈祥等几乎都是被贬的清朝官吏,以这些人为骨干,函可还成立了一个“冰天诗社”。对于身处同一环境下的曾经都梦想着能够有一番抱负的人来说,“当官衔、身份、家产等一一都被剥夺时,留下的就是生命对生命的直接呼唤”流放者们用“诗”来相互表达着对对方的爱慕,用“诗”向能够懂自己的人倾诉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