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在语言上的特点是平淡蕴藉，这也是其创作特色之一。下面一起去阅读一下余秋雨作品文化苦旅鉴赏吧！

　　自然背景下的人文气息

　　《文化苦旅》虽有一“旅”字，作家在自序中也表明是漂泊旅程的感悟心得，但却与常规的“游记”大相径庭：其重心并非见闻描述，也非一般意义的借景抒情，更少游记特有的“轻快笔调”，反而“一落笔却比过去写的任何文章都显得苍老”。这“苍老”是由于《文化苦旅》的起点和终点不止于地域和空间，而是穿越了千百年的历史，从身体的艰难跋涉到心灵的强烈冲击，作者不仅仅是用眼睛来欣赏景物，而且把对历史的深刻感悟融入其中：“每到一个地方，总有一种沉重的历史气压罩住我的全身，使我无端地感动，无端地喟叹我站在古人一定站过的那些方位上，用先辈差不多的黑眼珠打量着很少会有变化的自然景观，静听着与千百年前没有丝毫差异的风声鸟声，心想而中国文化的真实步履却落在这山重水复、莽莽苍苍的大地上。”在作者心中，山水仿佛都有了灵性，成了一个充满智慧的哲理老人，“大地默默无语，只要来一二个有悟性的文人一站立，它封存久远的文化内涵也就能哗的一声奔泻而出，文人本也萎靡柔弱，只要被这种奔泻所裹卷，倒也能吞吐千年。”在这个人日渐物化的时代，余秋雨却在广袤的大地上找到了，自然与人内在精神的和谐统一。虽然，《文化苦旅》的风格并不统一，但深深思考，细细咀嚼后，就会发现这些文章都有一个共同的“设计意象”“想借山水古迹探寻中国文人艰辛跋涉的脚印。”再具体一点则是写《江南小镇》时的自白：寻求“一种再亲昵不过的人文文化”，“一种把自然与人情搭建得无比巧妙的生态环境。”“人生苦旅的起点和终点”。

　　“文人脚印”与“人生苦旅”仿佛镜头与滤光镜，一经重叠，登时聚现作家“文化人人生苦旅”这一“取景框”。背景（地域、景物）尽管移动变更——从文化胜地、名城到罕为人知的古人足迹，到原始洞穴、乡间小镇、海外侨居地；从牌坊、笔墨到夜雨、夜航船前景中飘然来去的却是一类人（文化人及少数与文化史有密切关系的非文化人）：诗人、画家、皇帝和官员、学者、乡村教师还有一个不识字的王道士。即使有些人的行迹已被知晓了，这次却是面对面的感受他们呻吟、挣扎和深藏的哀伤和遗憾。

　　他的《道士塔》《莫高窟》有对民族屈辱历史的感叹，有对愚昧的中国道士乃至一切卖国者的批判，有对中国古代灿烂文化被毁的悲哀，对于王圆篆这个“敦煌石窟的罪人”，余秋雨进行了痛苦的反思。他由一个人想到一个民族，将其视之为“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那里，一个古老民族在滴血。“对着惨白的墙壁，惨白的怪像。”余秋雨的脑中是“一片惨白”，“想”拦住他们的车队，又怎么办？情感的痛苦变为思想的痛苦，对个人的批判，引发了对民族文化的感叹和对古代中国官僚的沉重批判。与此同时，余秋雨对莫高窟的灿烂艺术，又有着深切的热情，“它们为观看者而存在，期待着仰望的人群。”于是，他眼前出现了两个长廊：“艺术的长廊和观看者的心灵长廊”，出现了两个景深：“历史的景深和民族心理的景深。”正因为如此，余秋雨才有一种警醒：“我们是飞天的后人。”情感的抑扬、低落、升华，在余秋雨的散文中此起彼伏，显示出中国学者特有的文化心态和生存心态， 正因为如此，他才感到“文人的魔力，竟能把偌大的一个世界的生僻角落，变成人人心中的故乡。”余秋雨不看北方高山大川，而专拣历史名胜，虽未脱中国文人之俗气，但毕竟体现了当代学者的几许纯情和执着。

历史背景下的审美心理

　　纵观余秋雨的散文创作，其中的抒写内容多与历史有关，从《道士塔》、《莫高窟》到《风雨天一阁》、《这里真安静》莫不如此。这决不是简单的好古激情，而是一种复杂的审美，一种从过去的岁月中寻找自己与发现现实的过程。余秋雨“谈论”昔日往事的功能是把理性的借鉴和感性的激情冲动结合起来。倘若仅作“借鉴”，那便有功利主义嫌疑；很明显，余秋雨之于历史的回忆与追踪，其中虽有提供“借鉴”或者启示的镜子意味，但绝非仅仅如此，因为从他那些数量可观的作品中，不难感悟到某种相当浓郁的展示人生或命运（包括历史命运）的思情气息：特别是那些与现实与将来相关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这，便是审美的冲动，而不是历史学了。余秋雨散文较少那种历史学或文学领域所有的断语与结论：“他的抒写是含蓄的、微妙的，即便是那种理论家或史学家的严谨审慎，也被悄悄地埋藏在叹息与感慨之中。”“他只是轻轻地拂去时光造就的尘埃，进而深情地抚摸历史的肌肤，或更加细致去剥落包裹于往昔身体上的坚韧外壳，从而把曾经发生过的人文变迁、人事更迭及艺术现象袒露在读者面前，并引诱读者踏进那个被牵引而至的往昔时空，去享受品味的快乐。”在这里，历史的回味与追踪，只是一处传达心灵感受的博大场所，只是文化精神、传统气韵以及种种与社会与人生与命运相关的意蕴体现的一个媒介。余秋雨散文苍老，正是由于他所描写的对象苍老、悲凉之故，而这恰恰造就了余秋雨散文不同他人的魅力。余秋雨说：“作不成现代人，是悲哀的；斩断了自己生命根源的现代人，就更悲哀了。”所以余秋雨执着地在历史长河中找寻现代文化的出路，民族精神文明的出路。他清楚地认识到，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处于社会结构的中心，他们创立了民族文化的价值体系，是民族文化的主要代表。所以余秋雨在散文中更多地是对古代文人的考察、思索；妄图在这里找到一种健全的文化人格，正确的文化走向。

　　在考察中，余秋雨发现“在文化品位上，他们（知识分子/文人）是那个时代的峰巅和精英，他们本该在更大的意义上统领一代民族精神”，但“求仕”、“愚忠”使他们被封建专制所挟制。心中永远被“升迁”、“贬谪”的可能所囿限，这就导致了传统文化精英的处境以及心理上的两难进而形成了中华民族文化人格的复杂性。

　　一方面，是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这是对文化事业矢志不移的灵魂支点。天一阁藏书的历史就是“一种极端艰难，又极端悲怆的文化奇迹。”闪耀着范钦乃至范氏整个庞大藏书世家健全人格的光辉（《风雨天一阁》），李冰治水及其后人的现代延续则使中国“有过了一种冰清玉洁的政治纲领。”他的自信，他的人格以对自然的征服而树立（《都江堰》）。张謇不做“状元”名号的殉葬品，而以自己的行动昭示：“真正的中国文人本来就蕴藏着科学之外的蓬勃生命。”（《狼山脚下》）显然，在余秋雨看来，这是三种典型形式的自我选择，是传统知识分子最“健全而响亮”的人格体现。

　　另一方面，中国的贬官文化，包容着更复杂更多层次的内蕴。中国文人由于辞章入选为一架僵硬机器的零件，为官显赫时为文多不足观，而一旦罹祸，多半被贬谪流放到未开化的蛮荒之地，但对于这些文人，“灾难给了他一份宁静，使他有足够的时间与自然相晤，与自我对话。”并进入最佳写作状态，“过了一个时候，或过了一个朝代，事过境迁，连朝廷也觉得此人不错，恢复名誉。于是，人品和文品双全，传之史册，诵之后人。他们亲热过的山水亭阁，也便成了遗迹。”“文化和自然互相生成”，“人们对着它想人生、思荣辱、知使命，游历一次，便是一次修身养性。（《洞庭一角》）

　　然而，所谓宁静淡泊的孤傲，梅妻鹤子的洒脱中更多伴和着的却是知识精英自身从优选择的失误。正是，“不能把志向实现于社会，便躲进一个自然小天地自娱自耗。他们消除了志向，渐渐又把这种消除当作了志向。”“文化成了一种无目的的浪费，封闭式的道德完善导向了总体上的不道德。”“群体性的文化人格上趋黯淡。”（《西湖梦》）同样，这种失误也深刻地体现在文人手中的一支毛笔上。一方面，他们不断磨墨，寄情于书法；另一方面却“过于迷恋承袭，过于消磨时间，过于注重形式，过于讲究细节。”使“本该健全而响亮的文化人格越来越趋向于群体性的互渗和耗散”。（《笔墨祭》）所以余秋雨说，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极大的认真伴和着极大的不认真，文明的突进正因此被滞碍。

　　文化苦旅至此，余秋雨虽然无法透过文人千年的无奈指明最终的精神出路，但其批判的精神指向却是极其明确的。他力求尽可能全面地体现中华民族文人人格，并且已经在批判，比照中呼唤“健全而响亮的文化人格。”这呼唤透过精英文化失落的迷障，应和了中国自古以来学者的特有使命：启蒙人的精神。怀古伤今，谈古论今，作者的脚步到达哪里，情感与思绪就在哪里流淌。心游历史时空，与古人对话、与精灵交语，大江东去，却无法淘尽的风流人物一个个跃然纸上。眼前景物与历史时空交汇，历史获得了当代性阐释、历史事件获得了当代性评判，与此同时当代史又获得了一种历史沟通，当代文化又获得了一种历史解释。余秋雨的散文就是沉浸在这种历史与现实的思考和感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