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众：我是湖南师大新闻系学生，请您谈一谈对大陆文化界的整体印象如何?

　　答：其实当年离开大陆，是从厦门到香港去，那时候我是厦门大学二年级的学生，已经有21岁了。在那个时候我已经读过很多新文学的作品，比如说在散文这一方面，从早年的朱自清一直读到后来的40年代的钱钟书的《写在人生边上》。后来，大陆开放之后，我也接触到大陆更多的作家，包括柯灵的散文，汪曾琪的、贾平凹的散文我也读过。我希望我能够读更多大陆的作品。

　　听众：记得以前读过您的一篇散文是关于您三个女儿的。(余：四个)至今回想起那篇文章，还是让人忍俊不禁，想必如今您的四位千金都已经出嫁了。(余：没有。主持人：看来这位女读者，信息搞得不很准。)记得您曾经在文章里表示过，您就像一棵参天大树，历经多年，培育了四颗果实，哪个小伙子想不劳而获的话，活该他绊一跤。那么您现在对女儿们有什么期望?她们是否都在您的潜移默化之下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答：我们有四个女儿，当时我写了一篇《我的四个假想敌》，是在我想像之中，有四个坏男生会做地下工作，成功了之后，竟然把我们①的女儿给抢走了。我想天下做父亲的都有这种隐忧。不过，其实是虚惊一场。只有两个结婚，所以只出现了两个假想敌。所以我女儿的结婚率是50%。现在在台湾--我不知道在大陆怎么样?--独立的女性越来越多了。她们经济上能独立，知识上非常丰富，结婚不是她们唯一的归宿，所以，迟婚的现象非常普遍。我当然尊重她们自己的选择。其实我后来又写过一篇散文。《我的四个假想敌》是写于20年前，那时我的几个女儿都是十几岁。我前几年又写了一篇，也还是写那四个女儿，叫做《日不落家》。日，不落家。这个题目很怪，因为那个时候香港快要归还祖国了。香港曾被(英国占领)。英国曾经叫做日不落国，因为它是个大帝国，当然，(现在)英国已经不是日不落国了。可是我的家呢，我的四个女儿呢，那一年在世界各地，在美泌怖两个，在欧洲有两个，所以我的家就变成了日不落家。我写了第二篇写女儿的文章，那里面父亲也老了，女儿也大了，所以我有点感伤，充满了沧桑之感，跟以前的那篇散文《我的四个假想敌》比起来，前面的一篇比较幽默、自嘲，后面的一篇就有一点沧桑之感了。这篇文章叫《日不落家》。您有兴趣追踪的话，不妨去找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