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盗版者深恶痛绝

　　1994年，余光中赴厦门大学出席一次会议时，有二百之众学生找他签名，学生们手持山东某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听听那冷雨》。使他吃惊的是，他是头一次看到此书。编者虽然给他写过信，但还来不及等他回复表示同意就出版了。对这种不尊重原作者的盗版行为，余光中非常生气，他对笔者说：“山东是出圣人的地方，怎么可以出‘强盗’!当然，自己的孩子流落到江湖，如果白胖胖的，那我也高兴。可此书编得错漏甚多，这会给以后的研究者带来版本上考证的麻烦。”

改行当“秘书”

　　我受长江文艺出版社之托编《2004年全球华人文学作品精选》，选了余光中的文章，我便打电话到高雄中山大学，希望余氏授权。我问：“余光中先生在家吗?”“对不起，他不在。”“请问您是――”“我是他的秘书。”从这回答的熟悉声音中，我猜出接电话的人就是老顽童余光中自己。我问他：“你怎么可能委屈自己去当秘书?”他答：“我这几年天天接的电话不是你这类要授权书的，就是要我演讲的题目和时间。更麻烦的是，事后又寄来一大沓演讲记录稿要我修正兼校对。所谓‘事后’，有时竟长达一年，简直阴魂不散，简直令我这位健忘的讲者‘忧出望外’，只好听命修稿和仔细地核对原文，将出口之言用驷马来追。像接电话和校对这些工作，做起来既不古典，也不浪漫，它不过是秘书的责任罢了。可我并没有秘书，只好自己改行兼任，不料杂务愈来愈烦，兼任之重早已超过专任。”

欢迎“余光中一行”

　　2005年，成都市有关方面邀请台湾作家余光中、洛夫及大陆诗人舒婷访问。这三位均是蜚声海内外的作家，可在峨眉山宾馆门口挂欢迎横幅时不能面面俱到，只好简化为“热烈欢迎余光中一行来我市访问”。

　　余光中的《乡愁》及不少诗文已进入大陆中学课本，温总理又引用过他的诗，故他的知名度远大于洛夫。至于舒婷，年青一代早已对她的诗作淡漠了，“朦胧”了。这就不难理解这次访问各媒体的焦点均将镜头对准余光中。受到冷淡的洛夫，心里很不平衡，他对一位同行的大陆诗评家说：“我什么时候成了‘余光中一行’了?”据说，另有一位洛夫的忠实读者和崇拜者去采访这位心仪已久的著名诗人时，问他：“你就是台湾诗人洛夫先生吧?”洛夫的回答出乎这位记者的预料： “我不是洛夫，我是‘余光中一行’!”

　　这个故事在大陆诗坛小范围内流传。我是听一位香港“余迷”转述的，对这个“故事”结尾“我不是洛夫” 的真实性我颇为怀疑。“余迷”们可能不知道，余光中和洛夫，一个酷似诗坛重镇，一个俨然诗坛舵手。不过，由于洛夫作品过于艰深，故他的读者面相对小一些，但不等于说他的诗歌艺术成就比别人差，有人甚至认为洛夫的诗比余光中的好，广西师范学院卢斯飞教授就出版过一本《洛夫、余光中诗歌欣赏》而非《余光中、洛夫诗歌欣赏》。台湾《当代诗学》2005年评选“当代十大诗人”时，洛夫排名第一，余光中落居第二。他和余光中一样，系诗坛硕果仅存的少数几位重量级选手，属1950年代崛起至今仍冲劲十足的寥寥几座活火山之一。光中诗人的双胞案

　　与余光中同名的台湾诗人杨光中，“美”是他的宗教，“爱”是他的信条，“书”是他的亲密伴侣，“笔”则是他的唯一知己。

　　有一天，一位余光中粉丝看到《中央日报》上有署名“光中”的《猎艳手记》，便打电话痛斥自己崇拜多年的诗人：“你为什么改变自己的风格，在保守的道德声中毫无顾忌地歌颂性爱，写出这样的无耻之作?”余光中无言以对，后来他写了一封信给杨光中，曰：“光中兄：区区薄名，竟犯尊意。不过我仍希望你以后写稿，续用‘光中’之名，这样可以使日后的文学史家大伤脑筋，岂非一乐乎?”

　　台湾诗人麦穗在杨光中仙逝后披露：余光中自接到这位女读者电话后，发表文章一律不再用“光中”而用连名带姓的“余光中”，以免读者把他和比自己年长而专写下半身的诗人杨光中混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