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但上书，还实干，派许多按察使到地方考察官员的政绩，调查材料一到，他就从官名册上勾掉一批赃官。有人劝道：“你这一勾，就有一家人要哭!”范说：“一家人哭总比一州县的百姓哭好吧。”短短几个月，朝廷上下风气为之一新。贪官收敛，行政效率提高。但是，由于新政首先对腐败的干部制度开刀，先得罪朝中的既得利益者，必然会有强大的阻力。

　　他的朋友欧阳修就最担心这一点，专门向仁宗上书，希望能放心用范仲淹，并能保护他，不要听信谗言。“凡小人怨怒，仲淹当自以身当，浮议奸谗，陛下亦须力拒。”但是皇帝没有为他力拒小人之怨和纷纭的浮议。他一次又一次地无法“自以身当”，终于在朝中难以立足。庆历四年(1044年)，保守派制造了一起谋逆大案，将改革派一网囊括进去。这回还是利用了仁宗疑心重，怕臣子结党的弱点，把改革派打成“朋党”。庆历五年(1045年)初，失去了皇帝支持的改革已彻底失败，范仲淹被调出京到邠州(今陕西彬县)任职，这是他第四次被贬出京了。冬天，他又调邓州(今河南南阳)，而他的庆历新政的战友们富弼贬青州(今山东益都)、欧阳修贬滁州(今安徽滁县)、滕子京贬岳州(今湖南岳阳)，尹诛流放筠州(今江西高安)。这时还不像前三次那样是范仲淹一人出京，而是正义势力，忠节老臣全军覆没，扫地出门。范仲淹当年曾戏说，如再被贬就请准备一只整羊来祭他，现在连祭他的朋友也没有了。

　　毛泽东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是决定的因素。”干部制度向来是政权的核心问题。不管是忧君、忧国、忧民，最后总要落实在“忧政”上，即谁来施政，怎样施政。治国先治吏，历来的政治改革都把吏治作为重点。范之后神宗朝的王安石变法，仍然将吏治改革作为重点。范仲淹当年指陈的吏治弊病至今仍然有现实意义。他在《岳阳楼记》里一再讲的进亦忧，退亦忧，在朝也忧，在野也忧，正是一个政治家对治国实践和历史规律的深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