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指控结党的小报告之后，仁宗想听听范仲淹的说法。庆历四年(1044年)4月的一天，仁宗向各位大臣问道："过去小人多为朋党，君子难道也结党吗?"胸怀坦诚的范仲淹竟回答说："我在边防的时候，见到能打仗、会打仗的人聚在一起，自称一党，怯懦的人也自为一党。在朝廷上，正、邪两党也是一样。陛下只要用心体察，就可以分辨忠奸。假如结党做好事，那对国家有什么害处呢?"仁宗对这个回答当然很不以为然。未曾想，就在朝廷中朋党之争甚嚣尘上，范仲淹因此逐渐失去仁宗信任的情况下，37岁的欧阳修直抒胸臆，一不作、二不休，在4月份干脆写了一篇《朋党论》的政论呈交仁宗，并在朝官中传阅。欧阳修的文章，对派别问题不但不稍加避忌，反而承认大伙的确都在结党。有小人以利益相交的"伪朋"，有君子以"同道"结成的"真朋"。欧阳修提出，做皇帝的，应当辨别君子之党与小人之党，"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

　　这就等于向仁宗宣布，我们已经结成了一个朋党派系。这是向仁宗的家法和底线挑战。从北宋皇帝极深的避讳和忧虑来看，如此理直气壮地宣告结为朋党，对于庆历新政，等于自杀。果然，此文一出，特殊利益集团弹冠相庆(他们是绝不承认自己结为朋党的)，政治局势急转直下。此文成为庆历新政决定性的转折点。因为对于宋仁宗来说，这是一个极为敏感极其严重的政治问题，再加上朝内外反对改革之声连成一片，仁宗为了维护皇帝的专权统治，下决心将"气锐不可折"的范仲淹逐出中央政府。这一年6月，宋仁宗任命范仲淹为陕西、山西宣抚使(处理地方军政事务的高级官员)，范仲淹被迫离开京师。朝廷中的反改革势力趁机猛攻范仲淹，仁宗全面动摇。11月，仁宗下诏强调"至治之世，不为朋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