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就是栽赃诬陷。前朝老臣夏竦曾遭欧阳修等人弹劾而贬官，对范仲淹、欧阳修等十分痛恨。老夏喜欢书法，精于字形字体的研究，他还培养身边一个丫环也迷上了这一道。庆历四年(1044年)，他唆使这个丫环模仿名士石介的笔迹，渐渐以假乱真。石介是坚决支持范仲淹的大名士，经常写文章和诗赋议论朝政，十分大胆。老夏真够黑的，竟让丫环模仿石介的笔迹，篡改了石介给富弼写的一封信，篡改添加的内容暗含着要发动政变把仁宗拉下马。夏竦把这封信上交仁宗，算是重大举报。仁宗看了这封信，不太相信，可内心也起了嘀咕。特殊利益集团还有一个致命的阴招，就是告范仲淹等人暗中组党，搞非法组织。

　　当朝宰相贾昌朝、前朝老臣夏竦等大官僚以及王拱辰等人，暗中串通，指使谏官钱明逸向皇帝告状说：范仲淹拉帮结派，结党营私，扰乱朝廷。他们推荐的人，多是自己的朋党。凡是他们一党的，竭力保护张扬;不是他们一党的，一概加以排斥，置之死地。这一告，触到了北宋建国以来最敏感的政治痛点。宋太祖赵匡胤在夺取政权之后第三年(963年)9月，以唐朝牛、李党争造成许多后患为鉴，曾下诏书说：凡是及第的举人，严禁称主考官为恩师、老师，也不许自称为门生。宋朝最高统治者最害怕的，是大臣之间结合成派系或朋党，发展成皇权的一个离心力量。他们要把互相牵制的原则充分运用到官僚人际关系中。太祖之后，太宗、真宗及仁宗都在这方面表示了决绝的态度，决不让步。仁宗就曾多次下诏指示朝官"戒朋党"。所以，这实际上成了宋初以来一条家法，一道底线。

　　收到指控结党的小报告之后，仁宗想听听范仲淹的说法。庆历四年(1044年)4月的一天，仁宗向各位大臣问道："过去小人多为朋党，君子难道也结党吗?" 胸怀坦诚的范仲淹竟回答说："我在边防的时候，见到能打仗、会打仗的人聚在一起，自称一党，怯懦的人也自为一党。在朝廷上，正、邪两党也是一样。陛下只要用心体察，就可以分辨忠奸。假如结党做好事，那对国家有什么害处呢?"仁宗对这个回答当然很不以为然。未曾想，就在朝廷中朋党之争甚嚣尘上，范仲淹因此逐渐失去仁宗信任的情况下，37岁的欧阳修直抒胸臆，一不作、二不休，在4月份干脆写了一篇《朋党论》的政论呈交仁宗，并在朝官中传阅。欧阳修的文章，对派别问题不但不稍加避忌，反而承认大伙的确都在结党。有小人以利益相交的"伪朋"，有君子以"同道"结成的"真朋"。欧阳修提出，做皇帝的，应当辨别君子之党与小人之党，"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