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初，泰戈尔的助手、秘书、英国人恩厚之找过徐志摩商量泰戈尔访华事宜，故徐志摩马上与北京讲学社梁启超、蔡元培商议，于是以讲学社名义邀请泰戈尔来中国访问，梁启超、蔡元培还委托徐志摩主持具体工作。泰戈尔的秘书恩厚之在接到邀请后即来华为泰戈尔作安排。泰戈尔原定于8月访华，后推至10月份。但在9月4日徐志摩接到泰戈尔来信，说：“我本期早日来华，不料到加尔各答后与我儿子皆得骨痛热病，以致原来计划不能实行。今年两人皆已痊愈，本当就道，但念转瞬寒冬，不如待春回时节再去中国。定明年二月中或二月底离印，约三月间定可与贵邦人士相叙。”在此期间徐志摩专心研究泰戈尔，泰戈尔也组织了包括他的秘书恩厚之在内的访问团访问中国。徐志摩曾发表数篇文章欢迎泰戈尔访华，他说：“所以他这回来华，我人最大的盼望，不在他推广他的诗艺的影响，不在传说他宗教的哲学的乃至于玄学的思想，而在他可爱的人格，给我们见到他的青年，一个伟大深入的神感，他一生所走的路，正是我们努力于文艺的青年不可免的方向，他一生只是个不断的热烈的努力，向内开豁他天赋的才智，自然吸收应有的营养，他境遇虽则一流顺利，但物资生活的平易，并不反对他精神生活的不艰险。”“但要论精神的自由，我们只似从前的俄国，是个庞大喑哑在无光的气圈中生活的怪物，他们(印度)却有心灵活动的成绩，证明他们表面政治的奴仆非但不曾压倒，而且激动了，他们潜伏的天才，在这时期他们连出了一个宗教性质的政治领袖——甘地，一个实行的托尔斯泰——两个大诗人，加立大塞与泰戈尔，单是甘地与泰戈尔的名字，就是印度民族不死的铁证。”“我们所以加倍的欢迎泰戈尔来华，因为他那高超和谐的人格，可以给我们不可计量的安慰，可以开发我们原来淤塞的心灵泉源，可以指示我们努力的方向与标准……可以使我们扩大同情与爱心，可以引导我们入完全的梦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