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长长的名单虽然不能说囊括了当时英国文化和文学界的所有精英分子，但对一个年轻的中国留学生来说，是不多见的。

　　出身于19世纪末的徐志摩，对西方文化尤其是欧洲文化充满了敬佩之情，以崇拜、狂热来形容显然并不为过。他曾公开宣称自己具有强烈的英雄崇拜倾向，“我不讳我的‘英雄崇拜’。山，我们爱踹高的;人，我们为什么不愿接近大的?”(《谒见哈代的一个下午》)1918年，他去美国是立志要做中国的汉密尔顿的;两年离美赴英，又是冲着哲学家罗素去的。而留学回国后，他又于1925年和1928年两次西游，则不但尽可能地拜谒活着的文化名流，而且怀着同样虔敬的心情，一路祭扫已故名人的墓地。

　　虽说向往西方文化是当时的潮流，但徐志摩能以与西方文化人士如此广泛而又集中的交往，也是足够令人称奇的。

　　作为诗人，徐志摩的创作是从模仿西方诗人，主要是英国浪漫派诗人开始的。哈代、济慈、雪莱、罗塞蒂、布莱克，此外还有印度诗人泰戈尔，是他所崇拜并深受影响的诗人偶像;他还直接以那些他所崇拜的外国作家或艺术家为题材，写下大量具有浓厚异国情调的优美散文。作为近代著名国学大师梁启超的入室弟子，徐志摩的这些文章颇有乃师的风格，“笔下常带感情”，用其特有的浓艳夸张的文笔，为中国读者描述了这些西方作家的神情状貌。等到他做了文学教授，在北京大学的英诗课上，给中国学生讲英国浪漫派诗歌的时候，常常激情四溢，诗兴大发，特别是讲到雪莱时，“眼睛朝着窗外，或者对着天花板，实际上是自己在做诗，天马行空，天花乱坠，大概雪莱就是化在这一片空气里了”，给下面听课的青年卞之琳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卞之琳《徐志摩诗重读有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