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定盛世VS乾淳之治

　　关于这两个盛世、治世，很多人恐怕都没有什么印象，“大定”是金世宗完颜雍的年号，他总共在位29年，在位期间励精图治、发展经济，这一段时间是金国的鼎盛时期，后世称之为大定之治，金世宗也因此获得了很高评价，被赞为“小尧舜”。而“乾”指的是“乾道”，“淳”指的是“淳熙”，都是宋孝宗的年号，赵昚在位时，社会民生富庶、人民安居乐业、呈现政治繁荣的局面。可以说双方发展的都很不错，尤其是金国，本来金人的军队很强，但经济、文化不是特别好，但此时经济发展、汉化程度加深，国力更强，而且金世宗多次告诫大臣，要提防宋军，他说：“吾恐宋人之和，终不可恃。”明君在世，又是发展的高峰期，宋朝北伐的成功率自然不会很高，南北实力平衡，谁也吃不掉谁。

朝野的呼声

　　宋孝宗身边的大臣，特别是有实权的，大多不支持北伐。用心的话就可以发现，那些强烈要求北伐的人，大多有北方的背景，或者是军队的背景。北方的大臣由于对故土的思念，受到金人的迫害感受较深，自然是要求北伐，军队将领无仗可打时体现不出价值，升迁也慢，最好的升官发财机会就是战争。反对的大多为南方背景的士大夫，众所周知，两宋经济的发达是史上罕有的，北宋末年GDP占全世界的80%，明朝、清朝被甩了几条街，尽管失去了北方，南宋的经济依然坚挺，人民富庶，中产阶级有一定比例，甚至有很多的福利机构。经济越是发达，人们自然越是厌战，如果战端一开，赢了还好说，如果输了，金兵趁机南下，苏州、临安会不会变成一片火海？建炎年间，高宗南渡、东躲西藏时，金兵在江南杀烧抢掠、无恶不作，多少人一夜之间倾家荡产，谁又想再来一次？你想想如今的朝鲜韩国，就可以体会。所以南宋朝廷的江浙士大夫们绝不会同意发动北伐的，谁北伐谁就可能损害他们的既得利益。

　　民间的态度也是差不多的，既然经济繁荣，自然是人心思定，不愿意冒险，谁不想安安稳稳的过自己的小日子呢？而且仗要真打起来，粮草、武器、赏赐、军装、抚恤等等需要巨额的经费，对于南宋这个藏富于民的国家来说，是谁出的最多？而且就算打赢，北方已经被金人严重破坏，重建费又是一笔大开支，谁掏这钱？地主掏还是小民掏？这就伤害了劳苦大众的利益。宋孝宗执政时距离靖康之变已经三十多年了，当初南下逃难北方人很多都已去世，而他们的后代对故土、对金人并没有很大的感触，顶多就是听家里的长辈讲讲而已，比如《东京梦华录》的序中就有这么一番话，“一旦兵火，靖康丙午之明年，出京南来，避地江左，情绪牢落，渐入桑榆。暗想当年，节物风流，人情和美，但成怅恨。近与亲戚会面，谈及曩昔，后生往往妄生不然。”后代的年轻人对当初的耻辱没有很大的感觉，

　　甚至不以为然，不知道那时有没有抗金神剧、手撕金兵的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