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因为时局所迫，全家从四川到南京，又由上海南下广州，再至香港、台湾。儿时的她，隐约间感到外界惊涛骇浪，却道不清那抹阴影。

　　“2003年，我和弟弟约在香港见面，去找从前的老家。看到弟弟站在那里时，我才忽然间明白为何会害怕。1949年跟着父母到香港，码头上，父母给我们穿上厚衣服，里外好几层，每个孩子都给个金戒指，5岁的孩子从没见过金戒指，互相炫耀。当时觉得很奇怪，妈妈为什么在每件衣服里都写上我的名字?后来才明白：如果孩子丢了，有人捡到，会看在金戒指的份儿上把他养大。”

　　她在香港读的小学，那时候，“街上有很多难民，但香港人不排斥”，所以，她一直很爱这地方，努力学粤语，想和同学打成一片。但因为年纪小，被同学笑称为“白痴”，也就从那时候起，她终生都带有一种自卑感。

　　搬到台湾后，她考上初二插班生，“但站在门口，总觉得我永远在那个团体外面，因为他们都有了各自的朋友。”“因为寂寞”，她开始在日记本上写诗，因为那是“汪洋大海上的一捆浮木，能让我健康成长”。

　　1956年进入台北师范艺术科习画后，她以笔名“夏采”在校刊上发表诗文，1978年，她给《皇冠》杂志写专栏，开始用“席慕蓉”这个名字。

　　台湾著名诗人痖弦曾是她的领路人。当年席慕蓉曾把诗稿投给痖弦，投稿刊登后，“收到他的回信简直受宠若惊。”后来，她又“很不懂事地”给痖弦寄了30 首，“他给我每首诗打钩，喜欢的打3个，还有打一两个的，不喜欢的就不钩。他一直提醒我，不要因为别人的要求而大量写，这对你是个伤害。”

　　如今，她还会把新作拿给痖弦看，“他很鼓励我，说我是不知不觉地回到原乡，诗里才有这个境界。”痖弦的话她铭记在心：“唯一可以跟时光抗衡的，恐怕只有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