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只得撇下它们了?”我问?“是啊。怕那些大炮呀。那个上尉叫我走，他说炮火不饶人哪。”

　　“你没家?”我一边问，一边注视着浮桥的另一头，那儿最后几辆大车在匆忙地驶下河边的斜坡。

　　“没家，”老人说，“只有刚才提过的那些动物。猫当然不要紧。猫会照顾自己的，可是，另外几只东西怎么办呢?我简直不敢想。”

　　“你对政治有什么看法?”我问?“政治跟我不相干，”他说，“我七十六岁了。我已经走了十二公里，再也走不动了。”

　　“这里可不是停留的好地方，”我说，“如果你勉强还走得动，那边通向托尔托萨的岔路上有卡车。”

　　“我要待一会，然后再走，”他说，“卡车往哪里开?”

　　“巴塞隆那。”

　　我告诉他。

　　“那边我没有熟人，”他说，“不过我还是非常感谢你。”

　　他疲惫不堪地茫然瞅着我，过了一会又开口，为了要别人分担他的忧虑，“猫是不要紧的，我拿得稳。不用为它担心。可是，另外几只呢，你说它们会怎么样?”

　　“喔，它们大概捱得过的。”

　　“你这样想吗?”

　　“当然。”

　　我边说边注视着远处的河岸，那里已经看不见大车了。

　　“可是在炮火下它们怎么办呢?人家叫我走，就是因为要开炮了。”

　　“鸽笼没锁上吧?”我问道。

　　“没有。”

　　“那它们会飞出去的。”

　　“嗯，当然会飞。可是山羊呢?唉，不想也罢。”

　　他说。

　　“要是你歇够了，我得走了。”　　我催他，“站起来，走走看。”

　　“谢谢你。”

　　他说着撑起来，摇晃了几步，向后一仰，终于又在路旁的尘土中坐了下去。

　　“那时我在照管动物，”他木然地说，可不再是对着我讲了，“我只是在看动物。”

　　对他毫无办法。那天是复活节的礼拜天，法西斯正在向埃布罗挺进。可是天色阴沉，乌云密布，法西斯飞机没能起飞。这一点，再加上猫会照看自己，大概就是这位老人仅有的幸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