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特的叙事风格

　　小说是叙事的艺术，在这方面，莫言是积极的探索者。他的小说受到福克纳的意识流和马尔克斯叙事模式的影响。在《檀香刑》的后记中，莫言说：“《檀香刑》是我的创作过程中的一次有意识地大踏步撤退，可惜我撤退得还不够到位。”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莫言力求从早年西方现代派的影响中走出来，发挥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特长，从而形成自己的叙事特色。《檀香刑》在叙事中融入了民间说唱艺术，使西方现代文学技巧与我国民间文学技法得到了有机融合，在民族化的道路上向前迈入了一大步。

　　莫言的叙事特别注重感觉，以立体的感觉的方式展开体验和表述，构成整体的时空体验。《红高粱》和《檀香刑》基本上都是以“我”的主观视角去展开叙述。《红高粱》叙述“我”爷爷余占鳌伏击日寇以及和“我”奶奶的爱情纠葛。《檀香刑》由凤头部、猪肚部和豹尾部三部分构成，凤头部以眉娘浪语、赵甲狂言、小甲傻语、钱丁恨声等叙述者自述的方式展开情节，豹尾部也是以道白、诉说、放歌、绝唱等形式展开叙述，中间的猪肚部看似用客观的全知视角写成，其实也是在用口述或独白的方式倾诉一段传奇。这种以“我”的主观视角的方式展开叙事，便于展开叙述和描写，打通时空，自由而随意地抒写体验，形成一种倾诉的效果。在具体的叙述中，作者或有意强化作品中人物的感觉，让作品中的人与物在自己的感觉中存在与行动;或刻意营造一种释放感觉的特殊氛围。莫言还将光、色、形、声、味、触、味等感觉和想象结合起来，将时间与空间、现实与幻想有机地揉合在一起，精确地表达出人物的内心世界。比如《红高粱》中写“我”父亲在伏击的路上看见王文义脸上的血：

　　他的腮上，有一股深蓝色的东西在流动。父亲伸手摸去，触了一下粘腻发烫的液体。父亲闻到了跟墨水河淤泥差不多、但比墨水河淤泥要新鲜得多的腥气。它压倒了薄荷的幽香，压倒了高粱的甘苦，它唤醒了父亲那越来越迫近的记忆，一线穿珠般地把墨水河淤泥、把高粱下的黑土、把永远死不了的过去和永远留不住的现在连系在起，有时候，万物都会吐出人血的味道。

　　一种血的嗅觉便将父亲的多种感觉引发出来，将他生活中的墨水河、高粱、黑土等联系在一起，将现实与过去有机地融合，构成了一个整体的时空体验，准确地表达出了一个少年在去伏击的路上、在生与死这个过于沉重的考验即将到来前无比复杂的心理。

　　再如关于“我”奶奶死亡前的有些过于铺张的描述。在蓝天、白云、红高粱的辉映下，她看见“一群雪白的野鸽子，从高空中扑下来”，接着，借助于意识流手法，作者用诗一般的语言，从天上到地下，从过去到现在，来抒写这缤纷来临的一系列幻象，尤其是关于“红高粱”的幻象，“它们呻吟着，扭曲着，呼号着，缠绕着”，歌颂了它们顽强的生命力。空间和时间以及描写视角的不断转换，较为准确地写出了“我”奶奶对生命的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在《檀香刑》中，这种大段大段叙写感觉的文字已不常见，代之以更精练的感性描写，如写医生在察看受刑多日的孙丙的伤势时：“在他的细长的手指摇了木橛子的首尾时，便有花花绿绿的泡沫冒了出来，腐肉的气味令人窒息，苍蝇们更加兴奋，嗡嗡的声音震耳欲聋”。这种感性化的描写把酷刑之酷表达得触目惊心。

　　《红高粱》与《檀香刑》的发表时间间隔十多年，在叙事艺术上，后者比前者更加成熟和进步。首先，在叙事结构上，对故事和情节的展开，《檀香刑》避免了《红高粱》单声道的叙述，而是多声部的合奏，狗肉西施、县官、刽子手、戏班班主等各色人物分别以适合各自个性的浪语、恨声、狂言、恨声等形式展开叙事，客观上又构成一个整体。《檀香刑》极具民族特色的结构划分：凤头部、猪肚部、豹尾部，一、三部分采用的主观视角，中间部分采用的全知视角，形成了主观视角对全知视角的有机融合。在叙事风格和技巧上，由于是采用各种人物互为言说和多视角表达的方式，就形成了叙事视角的多样性和叙事内涵的丰富性，叙事在统一的风格的前提下更富于变化。另外，《檀香刑》将戏文语言与小说语言融合在一起，亦庄亦谐，丰富和强化了悲剧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