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简介】莫言，原名管谟业，1955年2月17日生，祖籍山东高密，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他自1980年代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莫言在自己的小说里大量运用了意识流的手法，包括内心独白、多视角叙事、慢镜头描写、意象比喻、自由联想等等。

　　莫言小说的艺术特色

　　——以《红高粱》《檀香刑》为例

　　莫言的故乡在山东高密县，他在那里生活了二十多年。自从小说《白狗秋千架》中第一次出现“高密东北乡”这个概念后，他以“高密东北乡”为背景创作了一系列的小说，其中以中篇小说《红高粱》和长篇小说《檀香刑》影响最大，思想和艺术成就也最高。这两部小说，从对过去时态的回溯中，窥探、展现和审视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世界。小说中的人物，亦正亦邪，亦官亦匪，亦高尚亦粗俗，爱憎分明，敢做敢为，充分表现出了民间人物的丰富性与复杂性。陈思和形容莫言笔下的民间“藏污纳垢”。在艺术上，莫言以诡谲多变的风格和冷漠、粗犷、精致而不乏华丽的描述给人以耳一新的陌生与惊奇之感，给人以悲剧的震撼之美。

　　民间表述的新境界

　　民间是一个意蕴丰富而复杂的概念，在本文中，民间主要是指乡土民间。20世纪中国作家的民间表述，大致经历过这样一个发展过程：鲁迅20世纪初叶的批判、启蒙与反思，沈从文等京派文人的歌颂与回归，萧红等东北作家的感伤与关怀，赵树理在20世纪中叶对民间大众化的描述与展现，新时期作家对民间的审视、解读和批判性主题的重构，其中，莫言在开辟民间表述的深度和广度方面作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与探索。

　　莫言在与大江健三郎的一篇名为《寻找“红高粱”的故乡》的对话中声称：“我想我的‘高密东北乡’应该是一个开放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封闭的概念;应该是一个文学的概念，而不是地理的概念。”莫言的小说构筑了一个充满生命活力与野性的乡土世界——高密东北乡，对民间进行审美表达和批判，借此探究生命本质和本原意义。继鲁迅之后，沈从文无疑是民间表述的大家。他笔下的充满人性美与人情美的“湘西世界”，包含有对人的生活形态中有别于现代文明的那种健全、和谐境界的诗意发展。“湘西世界”是民间表述中的诗与画，带有“牧歌”情调的湘西世界，与“五四”以来形成的表现压迫和不平，或者批判愚昧和落后，挖掘民族精神创伤的乡土文学传统是截然不同的。它用“梦”与“真”构成的文学图景，与现实生活相对照，从对比中引导人们去认识“这个民族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这是沈从文对新文学独特的贡献。

　　笔者认为，沈从文与莫言分别借助于“湘西世界”和“高密东北乡”这两个地理/文化的概念，对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生命和精神重新进行审视、认识和重构。在宗旨上，他们有共同的一面;在艺术表达上，他们有很大的不同乃至有截然相反的一面。在题材的选择上，沈从文不愿写“一摊血一把眼泪”之类的故事，而喜欢用微笑表现痛苦与忧伤，淡化情节，风格清新淡远。莫言的《红高粱》与《檀香刑》则充满暴力和血腥，写的是震撼人心的悲剧，风格张扬、浓烈，语言夸饰，富于想象。

　　沈从文与莫言的艺术风格可以用一组词语来概括：牧歌/猫腔。

　　“猫腔”是《檀香刑》中写到的高密东北乡的一种极具特色的地方小戏，唱腔诡谲，亦庄亦谐，悲喜交织，慷慨陈词，包含了来自民间的原始活力与激情。

　　莫言的小说充分表现出了对传统审美方式、表现模式和悲剧美学原则的颠覆，大量运用反讽、黑色幽默等技巧，给人以新奇和丰富的审美意蕴。《红高粱》中的余占鳌与《檀香刑》中的孙丙，并不是典型意义上的“抗日英雄”和“抗德英雄”，如余占鳌的土匪习气，他“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再如孙丙，他最初的抗德动机是德国人修铁路会破坏风水，他在组建农民军时自称是岳飞转世，并分封诸将，作战时口念咒语，装神弄鬼。莫言有意偏离了传统的正面典型人物的塑造方法和审美原则，而是让他们停留在真正的农民心态上，充满了生活原色，使之呈现出一个似乎是未经雕琢的人物原型。

　　《红高粱》和《檀香刑》写的都是悲剧，但又不同于传统的悲剧美学原则，不是为了激起人们的“悲悯”与“崇高”之感，而是借助于反讽和黑色幽默等技巧，将读者引入新鲜廓大的悲剧审美空间。“黑色幽默”是风行于60年代美国的一个现代主义小说流派，是一种用喜剧的形式表现悲剧内容的文学方法，“反英雄”式的人物，“反小说”式的结构，被西方评论家称为“绞刑架下的幽默”。借用“绞刑架下的幽默”这个名词来概括莫言这两部小说的幽默特征是比较合适的。如孙丙身陷囚车被施刑前面对众乡亲高唱猫腔：

　　前呼后拥威风浩～～俺穿一件蟒龙袍，载一顶小金花帽～～俺可也摇摇摆摆，玉带围腰～～且看那猪狗群小，有谁敢来踹俺孙爷的根脚～～

　　这多少类似于阿Q被杀头时想唱“手执钢鞭将你打”。但是，在莫言的民间叙述里，说孙丙愚昧可笑也好，慷慨赴死也罢，都包含了更加复杂的内涵，因为，莫言的民间叙述本身就是多元化的。

　　再如县官钱丁担心施刑时失误，命赵甲父子当前袁世凯和德军司令克罗德的面，先在一头黑猪身上演示檀香刑。孙丙的女儿眉娘目睹此景，想象他爹受刑的一段猫腔：

　　锣鼓敲着急急风，猫胡拉着离格冬。黑猪腚上插着檀木橛子团团转，俺公爹和小甲追猪追成了小旋风。山东巡抚袁世凯，被黑猪咬断了一条腿，鲜血淌在了地流平。德军司令克罗德，被黑猪啃去了一半腚，趴在地上乱哼哼。这真是大快人心事，除了两个大灾星。忽然间，霹雷一声天地变，袁世凯的腿好好的，克罗德的腚全全的，他们在椅子上坐得端端的，戏台的当中，那黑猪摇身一大变，变成了俺爹老孙丙，趴在地上受桩刑……

　　把很严肃的处刑在黑猪身上演示，这本身就已经很可笑了。加上眉娘的这一段唱词，有实，有虚，有悲，有恨，令人哭笑不得，达到了“含泪的讽刺”的效果。

　　反讽和调侃也是莫言最常用的手法之一，写到最惨烈处，往往笔峰一转，把读者带入一个貌似“尴尬”的境地，给人一个更广阔的想象世界和更复杂的感觉空间。如写赵甲凌迟犯人：“他将手腕一抖，小刀子银光闪烁，那片扎在刀尖上的肉，便如一粒弹丸，嗖地飞起，飞到很高处，然后下落，如一粒沉重的鸟屎，啪卿一声，落在一个黑脸士兵的头上。那个士兵怪叫一声，脑袋上仿佛落上了一块砖头，身体摇晃不止。”再如《红高粱》中写孙五剥罗汉大爷的人皮时的描写，“一股焦黄的尿水从两腿间一蹿一蹿地龇出来”、“父亲看到大爷的耳朵苍白美丽，瓷盘的响声更加强烈”。总之，莫言笔下的悲剧打破了统悲剧审美观念，开辟了民间表述的新境界，推动了民间表述的演进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