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80年代文学尚可找到“主体性”这样的概念，拥有历史的宏阔背景支撑,那么“90年代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空旷的历史背景，一个虚脱的历史现场”③，不存在自我认同的任何意义基础和价值前提，情感被瓦解，似乎只剩下欲望是真实的。基于此，晚生代小说有意逃避超越世俗的种种形而上的追索和规范，在拥入世俗的怀抱中欢舞着欲望的呈示，背对传统意义阐释的写作使之在琐碎的生活场景中踏上了没有归途的欲望之旅。由此通观晚生代欲望化写作，它真切展示出今天“欲望”已不可遏制地膨胀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昔日颇具制约力的道德、伦理等话语权威无不悄然弱化、甚至失语，“欲望”不论是情爱性欲还是金钱物欲在他们笔下获得了本体性的地位，被“去蔽”并重新“发现”、“照亮”了自身，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某种反叛传统意识形态话语的先锋意识。

　　具体来讲，如前所述，晚生代这些都市小说文本在对彻底分离的性爱现实的书写中凸显性欲并使性欲自身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本体意义。要知道，“新时期”以来关于情爱的主题一直是思想解放运动的注脚。从张贤亮开始，性解放拉开了个人解放的序幕。然而，他小说中对女主人公的情爱往往并不是真正指向具体的个人的存在，而是在被作为土地、绿化树等的象征意义上展开，这实际上仍然是一种男性意识形态的反映，是中国文学话语中的一种大叙事。尽管稍后王安忆《叔叔的故事》对这种性话语进行了解构，“叔叔”所遇到的爱情大多不过是一次性的艳遇，可是“叔叔”失败的结局表明其最终也没有实现真正的人性的觉醒和性的觉醒。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说80年代张贤亮、王安忆等人对性欲的表达是当代文学第一次冲阕情爱性欲的欲望禁区,那么90年代晚生代都市小说在其以从容、自由的姿态所营构的性话语中无疑实现了性欲书写的又一次突破。因此，笔者以为在我们这个特定的社会时代语境中，“晚生代”敢于大胆推进一度屡遭禁令的欲望书写，这本身非但没有什么值得过于非议的地方，反而恰恰是其颇具先锋意味的一个亮点所在，若对此一味给予片面的道德伦理指责则显然是肤浅的、徒劳的。需要指出的是,当然并非所有晚生代小说中情欲性爱类的“欲望化叙事”都具有反叛的先锋姿态和人性发掘的深度。事实上，在90年代现代都市浓重的商业文化氛围里也不乏一些作品的欲望描写纯粹受商业利润的驱使，为了取媚大众而肆意渲染、制作，这自另当别论。总之，“从理论上来说，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关注‘性’的写作在艺术上就一定低劣，但是过分关注‘性’的作品也就难免有庸俗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