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爱到底是轻松的。萧红从端木蕻良这里找回了在萧军那里失去的自信。她那多年来不断遭受萧军伤害的自尊心，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修复。何况已在乱世中折腾了好些年的她，累了。所渴望的不过是现世的安稳——“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和体贴。”

　　离开萧军同端木蕻良在一起，萧红的头脑变得清晰多了，往日的哀伤渐渐淡出了内心，生活趋于平静。与端木在香港的日子里，她写出了一生的巅峰之作——《呼兰河传》，给中国现代文学增添了一抹诗意、感伤的气质，美得令人魅惑。北国的呼兰河也因《呼兰河传》而闻名，并已然成为读书人的一处精神故乡、心中独一无二的“后花园”。

　　对此时的萧红而言，相依为命的温情远胜于生死相许的激情。因为她是一个作家，现世的安稳对她和她的创作更有意义。《呼兰河传》、《马伯乐》、《小城三月》等传世篇章，正是诞生于她与端木相处的平静岁月里。在这层意义上，端木蕻良对于萧红个人和中国现代文学都具有不同寻常的价值。

　　长寿且著作颇丰的苏雪林，与理工科出身的吴宝龄的婚姻生活是平淡甚至乏味的，但她与吴宝龄共同生活了大半个世纪，无怨无悔。她说：“一个人的人生价值岂能与情意绵绵划等号?总是沉醉于郎情女恋，失去了宝贵年华才叫人悔恨!情爱不一定永恒，时光决不会等待。”

　　但萧红毕竟不是苏雪林，尽管她后来的文学成就远胜于苏雪林，可她的人生遭际比起科班出身、留学法国的苏雪林，那不是一般尺度所能丈量的。创作充实了萧红的生命、缤纷了她的灵魂。但在创作之余，一世凄风苦雨的她，依然被深深的寂寞和感伤环绕着。同为作家且极为勤奋的端木蕻良，日日沉浸在自己的文学和心灵世界里，经常是无视萧红存在的。这不难想象，一个人专注于自己的爱好时，自然会忽略身边的人。这种忽略，在端木蕻良或许是无意的。太多的作家一生匍匐在写字台上都嫌不够，何况在端木眼里，萧红首先是女人、妻子，婚后任劳任怨尽妻子的责任是理所当然的。别人的妻子也都是如此。

　　而几乎承受了那个动荡时代全部苦难和屈辱的萧红，心灵上太深的创痛需要疗治，情感上太多的伤害需要抚慰，文弱、冷漠的端木蕻良，显然没能给予她所渴望的踏实和安稳。她寄寓在他身上的关于幸福的憧憬,最终还是让她失望了。

　　作为“五四”新女性，萧红为了她的人生理想和独立尊严，一直在反抗着古老民族的封建传统。这种反抗注定是少数与多数、寡与众的反抗，失败的命运从一开始就宿命般注定了。正如骆宾基当时所言：“一个想在社会关系上获得自己独立性的女子，在这个世界上很难找到支持者。”

　　在红色的三十年代，正进行着生死搏斗的抗日战争的火热天地固然广阔，但女性的天空却是狭窄的。没有人理会她们的反抗和挣扎。“我最大的悲哀和痛苦便是做了女人”，萧红临终前的这句沉痛的遗言，道尽了她作为女性的寂寞与悲凉。

　　对端木蕻良失望后，萧红短促的人生也将拉下帷幕。但在生命之烛将尽时，她依然怀着对生的渴望和爱的憧憬。在香港治病期间，她又把骆宾基紧抓在病床边不放，他返回九龙抢救一下书稿她都不肯。她还在渴望病痛能奇迹般好起来，与他回呼兰河开始全新的生活。

　　倾其一生，无论得失，不管能否如愿，萧红总是执拗地从男人那里渴求着爱和温暖，哪怕是装作小女孩的样子去“赖”，去“粘”。

　　她“赖”在萧军身边，宁可默默吞咽他一次次移情别恋给她酿造的苦水，也下不了离开他的决心;她在上海的两年里，几乎天天“赖”在鲁迅先生家，有时候甚至一天跑三趟，也不管人家许广平烦不烦;刚离开萧军不久，她就“粘”上端木蕻良;在香港病重期间，端木蕻良八天未露面，她又死死地抓住骆宾基不放，并承诺病好后嫁给他。

　　“自由的意志，独立的精神”是中国每一个知识分子自觉或不自觉的人生追求。萧红自然也不例外。那么她自十九岁走出呼兰河，辗转流离折腾了十几年，把自己折腾的伤痕累累，她追求到了吗?

　　应该说，“自由的意志”她追求到了，并天才地在作品里以先觉者的悲悯抒写了人类共有的普世情怀。但“独立的精神”只能成为她永久的理想。独身，至少要有亲情垫底的。可怜她刚成人就被家族放逐，在感情上无所寄托，始终未能在精神上真正独立起来，始终是精神上的儿童。她从来没有勇气一个人面对生活，她怕天黑，一个人不敢睡觉，老想依赖男人。即使已成为名满天下的大作家亦是如此。但她并没能靠上一个坚实的臂膀，并且频频遭受伤害，“平生尽遭白眼冷遇”。的确，总拖着一个长不大的儿童，任哪个男人也吃不消的。

　　比萧红小九岁的张爱玲，虽没有被家族放逐，但父母离异后，小小年纪随冷漠的父亲和刁蛮的继母生活也好不到哪里去，且同样经历了婚恋的失败。可张爱玲就很独立，一个人打理生活，过得也并不狼狈。我想，这固然是张爱玲生性坚强使然，但更重要的是，张爱玲历经了胡兰成带给他的伤痛后，对男人已不再抱有幻想，心冷了。而萧红的无助，在于她对男人总是心存幻想，心始终是热的;世情的冷一次次幻灭了她对爱的憧憬，她亦从未灰心过。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她的心依然是热的。她想活，她留恋红尘，她甚至幻想着她的病能奇迹般好起来，嫁给骆宾基，两人一起回呼兰河好好过日子。“温暖和爱”是她终生的信仰。

　　一个女人普通的安宁生活，在萧红这里，成了不可企及的奢望。

　　比之现实中的种种伤害，爱情的伤害对一个女性的打击更致命。可以说，萧军的背离、端木蕻良的冷漠，仍是构成萧红生命感伤底色的主要因素。但男人伤害了萧红，同时也给了她思考的能力。对男人一次次失望后，悲凉中，她把笔触转向了心灵的“后花园”，“以含泪地微笑回忆着寂寞的小城”，诞生了感伤、魅惑的《呼兰河传》，奠定了她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男人，男人，还是男人。萧红生命中宿命的男人啊。

　　寄居南国的生命后期，萧红开始在现实的废墟上重建自己的精神家园。她借助对故乡的诗性回忆，化解内心的感伤和寂寞。男人主宰的社会现实未能给她提供飞翔的天空，她以自己的艺术才情在文学殿堂里寻觅到一片纯净、澄明的天空，并展开想象的翅膀尽情遨游其中。

　　在对故乡的深情回望中，萧红获得了心灵的慰藉。若能一直这样徜徉在她的精神家园里，可以想象，当文学这盏灯在她的心中愈来愈亮、愈来愈温暖，将她的精神世界照得通明澄澈时，她必会在真正意义上拥有“自由的意志，独立的精神”，也必会达到普天下文人所向往的“自信似云舒卷，心高与月徘徊”的境界。怎奈她的生命太匆匆!

　　萧红在父权社会里度过的短促的一生，既凄风苦雨，又波澜壮阔，在很大程度上皆因男人故。她生命中的三个男人——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活着的时候爱她、伤害她，在她逝世后又彼此责备、终生不能和解。但个性迥异的三个人，有一点却是相同的，他们的家里，四处摆满了萧红大大小小的照片。端木蕻良1996年去世后，他后来的妻子钟耀群还认真执行他的遗嘱，将他的一半骨灰，拿到香港圣士提反女校与萧红“仙聚”。

　　要知道，三位都不是一般男人，文化名流啊，历经了大时代的社会动荡和政治风云，甚至在穿越了人生炼狱后，他们仍不减对萧红的痴爱!此等魅力，当代女性、女作家有几人能敌?

　　回顾良久，我不禁又陷入对萧红的思量中，她短促的一生到底是幸耶?不幸耶?得乎?失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