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再举几则很说明问题的材料，进一步充实上述结论。

　　宋太宗曾率军北至幽州(今北京)城南，被契丹战败后退却。“城中父老闻车驾之还也，抚其子叹息曰：‘尔不得为汉民，命也!’”幽燕地区的汉人在文化与族属方面的集体身份意识，从理念上说并不与他们身为契丹臣民的政治认同绝对不相容。不仅如此，在界定他们“是谁”的问题时，政治认同，也就是“父老”们所说的 “命”，才是居支配地位的。

　　“近有边民旧为虏(指女真)所掠者，逃归至燕。民为敛资，给导以入汉界(指南宋界)。因谓曰：‘汝归矣。他年南朝官家来收幽州，慎无杀吾汉儿也!’”金统治下的汉人愿意资助和接引被金俘虏的南宋边民逃归故国，可是他们自己都没有跟着一起逃离。因为他们与前述“父老”们相似，文化与族裔认同与他们对于“命”的认可是能兼容的。

　　“侗燕人，住在九州之地。每念先世陷于边地。昨来见贵朝初得燕山，举族相庆，谓自此复为中华人物，且睹汉衣冠之盛。不谓再有此段事，不知自此何日再得为中华人物!”说话人李侗是投降金朝的辽人，在南宋派人出使金国时，受金朝之命陪伴宋使。这是他私下对宋使说的心里话。宋军趁辽被金攻败之机，暂时占领原处于辽控制下的部分华北汉地时，他曾盼望宋能成功。但现在已经不敢再有这样的想望了。

　　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到宋金对峙的中期，南宋从被俘的金军将领、兵士中，发现有流落在北方的宋人后代。“或当阵被擒者，乃大将之子;或受命出战者，乃中原之人。”关于被宋俘虏的金军里，究竟有谁是宋朝的“大将之子”，我们现在找不到具体证据。但宋人自己这么说，应该不是没有根据的胡说。

　　上面的材料证明，在传统中国，与族裔认同相比，政治认同更占支配地位。二者之间可能存在张力，但并不相互颠覆。其中占第一位的是政治认同，也就是王朝国家认同。

　　第四，也就是最后一点，现在回到我在本文开头引述的那些材料。我要指出，朱元璋的“驱除胡虏”云云，与辛亥革命时期的“驱除鞑虏”，性质是大不一样的。传统社会中那些从表面看来很像近现代民族主义诉求的种种表述，至多只能称作是某种“伴生性的原民族主义”(associated proto-nationalism)主张。它实际上是在“两国相争，各为其主”的政治斗争，尤其是在征服战争时，作为国家主义或者“爱国主义”的动员手段而被加以利用的一种意识。它依附于“两国相争”的特定历史形势，因此也往往熄灭于“两国相争”了结之时。最高统治集团与被统治者之间族裔的不同，并不成为衡量政权合法性的基本依据。因此朱元璋在建立明朝后才会调转头来说：“元虽夷狄，然君主中国且将百年，君与卿等父母皆赖其生养。元之兴亡，自是气运，于朕何预?”他强调，元先失天下于“群雄”(有时一漏嘴，他也会说元失天下于“群盗”)，明朝是从“群雄”手里夺得天下的，所以他声称元的灭亡与他无关。

　　实际上，传统“帝国”一般都是多民族的。在传统中国，每当建立一个新王朝，都要“易服色、颁正朔、改年号”。这表明它们确实需要向大众呈现能证明自己获得 “正统”的合法性依据，但它与统治人群与被统治人群在族属上是否相同基本无关。处在蒙元初期的汉人主张“能行中国之法，即为中国之主”，就说明族属问题不是证明政权合法性的基本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