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先生在世时，曾说过，想写写自己的初恋，可是觉得人家还在世，如果写出来，是不是会打搅别人平静的生活。于是不愿意写了。

　　5

　　2003年我到北京，一次与汪朗喝酒。大家喝得开心，都多喝了点。之后有人提议到老头儿的蒲黄榆旧居坐坐。因人多，在书房里散坐，汪朗坐在地上。大家闲聊，汪朗说，“文革”时，一回汪先生中午喝了酒，撸起汗衫，躺在床上，拍着肚皮哼京剧。正哼着，头顶上的电棒管子一头忽然掉了下来，也没完全掉，另一头还插在电棒盒子里，挂在那儿晃呢！老头儿也不管，继续哼。汪师母说：“你还不把汗衫放下来，上面有人监视你呢！”

　　6

　　1989年，汪曾祺和林斤澜受邀到徽州游玩，当地安排一名小青年程鹰陪同。第二天一早，程鹰赶到宾馆，汪先生已经下楼，正准备去门口的小卖部买烟，程鹰跟了过去。汪先生走近柜台，从裤子口袋里抓出一把钱，数也不数，往柜台上一推，说：“买两包烟。”程鹰说，他记得非常清楚，是上海产的“双喜”。卖烟的在一把零钱中挑选了一下，拿够烟钱，又把这一堆钱往回一推。汪先生看都没看，把这一堆钱又塞回口袋，之后把一包烟往程鹰面前一推：“你一包，我一包。”

　　晚上程鹰陪汪、林二人在新安江边的大排档吃龙虾。啤酒喝到一半，林斤澜忽然说：“小程，听说你有篇小说要在《花城》上发？”程鹰说：“是的。”林斤澜说：“《花城》不错。”停一会儿又说：“你再认真写一篇，我给你在《北京文学》上发头条。”汪老头丢下酒杯，望着林斤澜：“你俗不俗！难道非要发头条？”

　　7

　　1996年12月，全国“文代会”和“作代会”在北京召开。我那时在北京工作，请了许多作家吃饭。吃完我们赶到京西宾馆，出席“作代会”的北京代表团的汪曾祺和林斤澜都住在这里。我们找到汪先生住的樓层，他的房间门大敞着，但没有人。房间的灯都开着，就见靠门这边的台子上有好几个酒瓶，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杯子。那些酒，除白酒外，还有洋酒。汪先生人不知道跑哪里去串门了。　　我们在房间里站了一会儿，又到走廊上来回张望。没过一会儿，汪先生踉踉跄跄地回来，一看就已经喝高了。他见到我们，那个热情啊！连声招呼“坐坐坐坐”，之后就开始拿杯子倒酒：“喝一点，喝一点。”我们本来晚上已经喝过，再看他已经喝高了，还喝个啥？于是抓住他的手解释说，不喝了不喝了，我们喝过了。只坐了一会儿，我们便匆匆离开了。

　　这些细节能说明什么呢？它们又有什么意义呢？细节总是迷人的。我想，读者自会有自己的理解，是不需要我在此多说的。我呈上这些，只是为了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