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受戒》其实就是作家对普通人的生活与命运的理解，是对自己渴望的生活的描述，是对自由而淳朴的人性的歌颂。汪曾祺所理解的真正的生活是，它是命定的，正如小明子命定要出家当和尚，庄稼人命定要为收成与一日三餐一年忙到头，但人可以不完全受制于命定，可以把种种对生活的戒律抛开，因为人是有创造力的，有情感的，正是创造力与情感，使人创造了风俗，而这种风俗就是对命定的抵抗。汪曾祺之所以喜爱旧生活，正因为旧生活中有这种风俗，而“移风易俗”的新生活，把全部的风俗都扫荡尽了。风俗不仅是仪式，更是当地民众的生活观念与生活形态，破坏了风俗，也就破坏了当地的生活。

　　2、风俗化特征

　　大量的风俗描写是汪曾祺小说散文化的一个主要特征。汪曾祺曾说：“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抒情诗。”而风俗主要保存在民间社会。散文化小说的一个基本特点是抒情性，但不是通过主观的直抒胸臆的方式抒情，正是通过对田园牧歌般的风俗的描写，营造意境，类似“借景抒情”。汪曾祺的小说中的写景，主要就是对风俗的描写。

　　《受戒》中描写荸荠庵的布局、小英子家的布局、善因寺，以及这些环境中的种种人物、行状的描写等等，这并非是与小说主线无关的闲笔，而是相当有关的，是人物生活的环境与背景，是主要人物性格与故事情节的补充。作者曾说，“气氛即人物”，因为没有这样的气氛，便没有这样的人物。倘若没有荸荠庵与庵里和尚生活的介绍，明子的性格就会显得凭空而来，如果没有小英子家那样的家庭气氛，小英子活泼开朗的性格便也不真实。如果没有庵赵庄那种不受戒律约束的整体生活背景，小英子与明子之间无拘无束清纯自然的初恋也就失去了依据。因此，写庵里的和尚与他们的生活，如写三师父的种种行状，就完全与明子有关，写石桥、三师父，也就是在写明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