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9日晚，江青的秘书打电话通知汪曾祺和《沙家浜》剧组主要演员谭元寿、洪雪飞等人，准备上天安门参加声援柬埔寨人民的群众大会。1970年5月21日，首都百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新华社发布的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人员名单中，摘帽右派汪曾祺赫然在列，这在文艺界引起了不大不小的震动。他的朋友们善意地推测：莫不是上面有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新政策、新动向?而一般人，特别是不欣赏汪曾祺的人，则自然地将汪曾祺上天安门看作是他投靠江青的最好说明。

　　平心而论，汪曾祺潜意识中不是没有“士为知己者死”的想法。江青欣赏他，在“文革”中下令“解放”他，使他免受许多折磨，他不能不对江青心存感激。作为一个文化人，当汪曾祺看到江青稍懂京剧、对唱词有一定鉴别力时，他也不知不觉对她表示了某种认同;但他在江青面前从不奴颜婢膝、阿谀奉承。因此，说汪曾祺投靠江青是于理不通的。事实上，江青对汪曾祺也就是使用而已，她看中的是汪曾祺那枝笔，她对汪曾祺是重视而不重用。江青曾明确指示：“此人控制使用。”汪曾祺既不是党员，又当过右派，她知道若重用这样的人，弄不好就是阶级路线的问题。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清查“四人帮”分子开始后，一些喜欢做政治文章的人把汪曾祺列为重点审查对象。1977年4月，汪曾祺又一次被贴了大字报，工作组勒令他交待和江青的关系。汪曾祺好不委屈、恼火!那段时间他在家里天天喝闷酒。这次对汪曾祺的审查整整拖了两年多才算作罢，汪曾祺先后写了十几万字的材料。

四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文艺界出现了可喜的局面。一股强烈的创作冲动在汪曾祺心中萌生，他终于动笔了。发表在1979年11期《人民文学》上的《骑兵列传》，是汪曾祺在新时期第一篇小说。1980年10月，汪曾祺的短篇小说《受戒》在《北京文学》刊出，这篇小说几乎没有什么故事情节，却极富诗情地展现了30年代苏北里下河的田园风光，小和尚明海与农家少女的初恋被描绘得如诗如画醉人心田。《受戒》的问世，迅即在文艺界和读者中引发强烈反响，大家吃惊地发现，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写。《受戒》很快获“《北京文学》奖”。一年后，《受戒》、《大淖记事》等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介绍到国外，《大淖记事》还获得1981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和“《北京文学》奖”。从1979年到1981年，汪曾祺写了11篇短篇小说，大多收入北京出版社的《汪曾祺短篇小说选》一书。1985年3月，汪曾祺的又一本短篇小说集《晚饭花集》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他的作品给文坛带来了清新之风，由此掀起一股“汪曾祺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