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1月，汪曾祺几经周折，终于从张家口回到北京京剧团当了专职编剧。1963年，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关于京剧要不要演现代戏的大讨论。之后，一个编演现代戏的高潮迅速在全国掀起。

　　1963年下半年，江青在上海观看了沪剧《红灯记》和《芦荡火种》，决定把这两个本子拿给首都剧团改编成京剧。她把《红灯记》给了中国京剧院，把《芦荡火种》给了北京京剧团。接到任务后，北京京剧团马上成立由汪曾祺、杨毓珉、肖甲、薛恩厚4人组成的创作组，汪曾祺是剧本改编创作的主要执笔者。5天后改编本拿出来了，初稿定名为《地下联络员》。由于时间仓促和对原剧理解不深，加之从沪剧到京剧的再创作所下的功夫不够，首场彩排的效果不甚理想。北京市市长彭真、总参谋长罗瑞卿以及江青等人都来看了。全剧演完后江青冷着脸一句话也不说，彭真、罗瑞卿对这个戏颇有好感，在接见演员时鼓励他们继续把戏改好。江青事后让她的秘书打来电话，说是还要改，改好了再演。在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北京京剧团的劲头又鼓起来了。1964年初春，改编者每人分头改几场，然后由汪曾祺统稿，几场重头戏和一些重要唱段都出自他手，汪曾祺作为主要执笔者的身份从此确立。这次改定后，恢复了沪剧原名《芦荡火种》。

　　1964年春，《芦荡火种》正式对外公演，连演一百多场，盛况空前，其中的《智斗》、《授计》、《斥敌》等很快成为脍炙人口的折子戏，传诵一时。《芦荡火种》参加了1964年夏天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毛主席看后，对《芦荡火种》予以充分肯定，同时也对其音乐、情节提了几点意见。最后毛主席幽默地说：“芦荡里都是水，革命火种怎么能燎原呢?再说那时抗日革命形势已经不是火种，而是火焰了嘛!故事发生在沙家浜，中国有许多戏用地名为戏名，这出戏就叫《沙家浜》吧。”自此《芦荡火种》改名为《沙家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