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夏天，一天我照常去上班，一上楼梯，过道里贴满了围攻我的大字报。要拔掉编辑部的“白旗”，措辞很激烈，已经出现“右派”字样。我顿时傻了。运动，都是这样：突然袭击。其实背后已经策划了一些日子，开了几次会，做了充分的准备，只是本人还蒙在鼓里，什么也不知道。这可以说是暗算。

　　开了不知多少次批判会。所有的同志都发了言。有两个发言我还留下印象。我为一组义和团故事写过一篇读后感，题目是《仇恨・轻蔑・自豪》。这位同志说：“你对谁仇恨?轻蔑谁?自豪什么?”我发表过一组极短的诗，其中有一首《早春》，原文如下：

　　(新绿是朦胧的，飘浮在树杪，完全不像是叶子……)

　　远树绿色的呼吸。

　　批判的同志说：连呼吸都是绿的了，你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污蔑到了什么程度?!听到这样的批判，我只有停笔不记，愣在那里。我想辩解两句，行么?当时我想：鲁迅曾说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现在本来应该到了可行的时候，但还是不行。中国大概永远没有费厄的时候。所谓“大辩论”，其实是“大辩认”，他辩你认。稍微辩解，便是“态度问题”。

　　开了多次会，批判的同志实在没有多少可说的了。那两位批判“仇恨・轻蔑・自豪”和“绿色的呼吸”的同志当然也知道这样的批判是不能成立的。批判“绿色的呼吸”的同志本人是诗人，他当然知道诗是不能这样引申解释的。他们也是没话找话说，不得已。我因此觉得开批判会对被批判者是过关，对批判者也是过关。他们也并不好受。因此，我当时就对他们没有怨恨，甚至还有点同情。我们以前是朋友，以后的关系也不错。我记下这两个例子，只是说明批判是一出荒诞戏剧，如莎士比亚说，所有的上场的人都只是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