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随遇而安的“右派”(8)

时间:2021-08-31

  1937年春,卞之琳与师陀要去浙江临安的天目山,巴金送他们到杭州,分手前三位好友在杭州井亭桥边的天香楼吃饭,杯盘交错,吃得开心谈得高兴,巴金便讲起在日本报上看到的一则故事:

  说的是两位好友因生活所迫只得分手,临行前相约千年后某日某时在某地再会,不见不散!十年后,那一天来到了,留在东京的这一位已经结婚,当他准备认真践约,妻子则在一旁竭力劝阻,嘲笑丈夫别傻帽了,十年前订的约,哪里还记得住,人家肯定忘到爪哇国去了!再说这位朋友在外地,就是还记得这十年之约,也不会赶来赴约。但是出于对朋友的信任,这位丈夫还是于那天早晨来到约定地点。那是东京一座著名桥梁,有点类似伦敦的滑铁卢大桥。等了好久,不见人来。正值他失望之时,忽听有人问话,原来是一个送电报的邮差,拿着一份电报问他是否就是收报人。接过电报,上面写着:“我生病,不能赴东京践约,请原谅。请写信来告诉你的地址,我仍是孤零一人。”收报人一栏写着:某年某月某日在东京某桥头徘徊之人。

  听毕这则日本故事,三位朋友一阵唏嘘,联想到中国著名的“尾生抱柱”,友情之火旺燃了。师陀说:“我们也订个十年之约,十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就在这里见面吧!”巴金接过话头:“好,就在杭州天香楼,菜举也有了:鱼头豆腐、龙井虾仁、东坡肉、西湖鱼……”

  然而,十年之后,三位朋友一个也未守时赴约。巴金说他将天香楼之约忘得一干二净。卞之琳去英国讲学,不可能特地回国。师陀在剧校教书,时而香港时而浙江,也忙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