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很崇拜自己的父亲，尤其喜欢他的率性、没有长辈架子。“多年父子成兄弟”是汪菊生的名言。17岁时，汪曾祺有了朦胧的初恋，放暑假了，呆在家里写情书，给父亲看见了，他不但不阻止儿子，还站在一旁帮着出主意。沐浴在这样一个宽容平和的父辈之爱里，可以想象，汪曾祺成长地多么自在。

　　对汪曾祺来说，大概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见到自己的亲生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得了肺病，在另一个房间里隔离着。不久就告别人世。但后来的两任继母，对汪曾?都是疼爱有加，对他像对待自己的亲生骨肉一样。

　　浓浓的亲情伴着汪曾祺长大成人，幸运女神对他依然情有独钟，在上个世纪烽火乱世的30年代，他竟然有幸考入西南联大中国国文系，授课的老师全都是来自北大、清华、南开的名家。朱自清，金岳霖、闻一多、吴宓、沈从文等皆成为汪曾?的老师。刚刚走出书香门第，便直接步入国学殿堂，汪曾祺直接传承了大师们身上深厚的国学功底，可以说，中华传统文化底蕴在汪曾祺身上是浑然天成的。

　　自西南联大毕业后，汪曾祺曾到建设中学任教，并在那里结识了施松卿女士。这个比汪曾祺大两岁的女孩后来成为他的妻子。她也是西南联大的高材生。开始在物理系，后转入英语系。1946年，二人来到上海，正值内战期间，环境恶劣，因为找不到职业，汪曾祺情绪很坏，沈从文写信骂他：“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中有一支笔，怕什么!”在沈从文的鼓励和帮助下，汪曾祺后来辗转来到北平，在历史博物馆谋了个馆员差事。

　　汪曾祺一生的故事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最大的坎儿莫过于1958年因为指标不够，被“补打”成右派了。连他自己都解嘲地说，“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1958年，他被下放到张家口沙岭子劳动四年，在位于高寒地区沽源坝上的“马铃薯研究站”，终日画《中国马铃薯图谱》和《口蘑图谱》，这样寂寞单调的生活，他却回味无穷，感叹“真是神仙过的日子。没有领导，不用开会，就我一个人，自己管自己”。而且，“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的，全国盖无第二人”。铁凝特别为汪曾祺的这段经历感动，她说，一个对土豆这么有感情的入，他对生活该有怎样的耐心和爱?汪老从容地东张西望地走在自己的路上，抚慰着这个焦躁不安的世界，把他孤独而优秀的灵魂，回赠给了我们这些活在世上的人。可惜，《中国马铃薯图谱》这部奇特著作的原稿在“文革”时被毁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