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汪曾祺在谈到自己的创作时曾明确指出：“我有一个很朴素的、古典的说法，就是写一个作品总要有益于世道人心。”(见汪曾祺《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而且他还有一种“想把生活中的美好的东西，真实的东西，人的美，人的诗意告诉别人，使人们的心得到滋润，从而提高对生活的信念”(见汪《要有益于世道人心》)的强烈欲望，这在他的创作中是显而易见的。他笔下的人物，凡是赢得作者积极肯定的，都是具有传统道德风貌和自然生动人性的人，他的市井作品的主旋律也洋溢着对健康人性的热爱与对传统美德的推崇。

　　《受戒》在香烟缭绕的寺庙里，表现出与世俗红尘一样的佛门弟子的饮食起居、七情六欲，热情洋溢地为健康的人性人情欢歌，满蕴着对生活和人生的热爱，也透露出作者对个性解放的主张与追求，这种对率真的人性，朴素的人情的唱赞，在《大淖记事》中有进一步明朗真切的回响。爱是两心相印，是灵魂的相互吸引，是心与心之间的呼唤。聪慧美丽的巧云与年轻勇敢的锡匠之间纯真炽热的爱情故事，有一种深沉内在、撼人心旌的道德力量。它可能不符和“传统道德”(即封建道德观)的标准，却为广大劳动人民所接受和赞赏。谁也不会谴责荸荠庵的和尚不守戒律，责怪巧云不真，认为大淖边“风气不好”，那些年青健壮的“女挑夫”们“不守妇道”。追求真正的爱情，追求个性的自由与解放，不正是我们民族悠久传统的一部分吗?! 对传统美德的赞赏，还表现在《岁寒三友》中。小商人王瘦吾、陶虎臣与画师靳彝甫都待人忠厚，尽管自己常常断饮，但“对地方公益从不袖手旁观”，“需要捐款，首事者将捐簿伸到他们的面前时，他们都会提笔写下一个谁看了也会点头的数目。”

　　而三人之间的友情更是另人感动。靳彝甫失意时，王、陶二人为他凑足路费、本钱供他出远门谋生，而当他二人经营破产，限于绝境之时，靳立刻卖出视若性命的祖传宝物—三块田黄石相救朋友。这些义举都表现了市民阶层的人们在毫无保障的生活中，彼此扶危济困、相濡以沫的情谊。《故乡人》中的金大力“高大朴实、沉默寡言，虽拙于技艺，却以公正无私赢得了雇主与同行的敬佩，体现了民族性格中本分耐劳的关键，果贩子叶三虽然出身寒微，识字无多，却有着丰富的生活阅历与质朴的艺术鉴赏力，也能一语道出大画家季陶民所画佳处何在，也能凭借丰富的阅历指出其中失实之处。使得这位颇具名士风度的画家感慨不已，甚至一改不当众作画的习惯，邀请叶三观其泼墨挥毫，并且专门为叶三作画题款相赠。画家死后，他的画价大增，日本来人高价购买，叶三坚决不卖，临终却让儿子把画放在棺材里以求终生相伴。叶三虽不是士，但其行为却颇有士为知己、重义轻利的风格。作家对于这种传统生活中人性美的挖掘，一直延续到反映当代个体手工业者生活的短篇《皮凤三楦房子》中。 小说中的主人公高大头为人机智、豁达而又正直诙谐，颇有扬州评话中皮凤三“皮王癞子”的仗义疏财、抱打不平的侠气;而且对于欺负到自己头上的人，也常用皮凤三式的捉狭整得人狼狈不堪。高大头面对“文化大革命”的飞来横祸，他表面逆来顺受，“除了皮肉吃了些苦，并没有太大损失。”但内心却并不怯懦，他深深藐视那些造反起家的市井新恶霸，一有时机，就以独特的方式，进行机智的斗争：他帮助中医李雪桥要回了藏画和房子，写信揭发搞特权的新贵;为了向不给他落实政策的人，他在自己九平米的房地基上盖起了三层近四十米的住房，因而有了楦房子之典这些特殊的为生存而斗争的方式都带有市民阶级的智慧与狡黠。对于这样的人物，作家是肯定并且欣赏的。

　　透过浓郁的生活气息，按照作家的审美倾向，可以看到：作家在明海、小英子、巧云、十一子及老锡匠、秦老吉一家、靳彝甫、果贩子叶子等普通劳动者平凡的命运与原始的生活状态中，揭示了自然率真的人性，浑朴的人情、乐观健康的生活情趣和勇敢执着的生活信念。这一系列的形象，其主要特征是“真”，寄托了作家自然的人性理想。它与寄托了作家理性的道德理想，主要特征为“善”的作家笔下的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知识分子形象系列相结合，就形成一个完整的结束，即“善”与“真”的结合。这个形象结构体现了作者对人生的审美理想，即自觉的道德修养与自然人性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