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这样做却是有着深刻心理和思想根源的。

　　王维的这种妥协以至圆滑的处世态度，是有一套自觉的理论体系，他认为在山林可以清高，在朝廷也可以清高。他在晚年所写的《与魏居士书》一文中，指出：“君子以布仁施义，活国济人为适意。纵其道不行，亦无意为不适意也。苟身心相离，理事俱如，则何往而不适?”，这种“无可无不可”、随遇而安的思想，既是王维的自我辩解，也是他的人生观。它成了王维后期亦官亦隐生活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根据。

　　因而，便连在人们心目中已经够超然的陶潜，他都以为很不潇洒，在其诗文中言及陶令时，多不太恭维、其中讥讽的理由主要有三点：

　　一是陶令不该这么执著功名，三番五次地在仕隐间作拉锯式的徘徊，而有不识时务的迟迟期待，王维诗云：“不厌尚平婚嫁早，却嫌陶令去官迟”(《早秋山中作》);

　　二是陶令不该这么自渐斯文而叩门乞食，而且不谙韬晦不识圆达而自取其辱，王维讥诮说：“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此亦人我攻中，忘大守小，不鞭其后之累也”(《与魏居士书》);

　　三是陶令不该这么作践自我也作践家小，毫无家庭责任感，“且喜得斟酌，安问升与斗。”“生事不曾问，肯愧家中妇。”(《偶然作六首》)

　　由此也被人批评为“中国封建社会即清高又软弱的仕大夫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