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后来反对变法的官民，攻击王安石的，无不是这一点。这实际上也是熙宁、元祐时反对王安石变法一派质疑其新法的主要根据和观点。作为反变法代表司马光就认为，这些财富“不取诸民，将焉取之”?范纯仁也在向神宗的上疏中说：“王安石变祖宗法度，掊克财利，民心不宁”。虽然也有人承认王安石的理财思想是兴利之道，但却是“剥民兴利”之策。甚至从南宋至晚清，绝大多数史家和思想家也都支持这一观点，丘濬在批评青苗法时就说：“尚其以义为利，而毋专利以殆害哉。”

　　其次， 王安石变法短寿第二大原因在于，其变法所遵循的是一条违背人类社会自由治理大道的原则。或者说，变法没有遵从“把人当人看”的人道自由原则。毋庸置疑，王安石变法是以认可皇权专制政体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为逻辑前提的。因此，就变法的本质而言，不过是皇权专制内部利益关系的一种重新调整而已。事实上，王安石变法谈不上是一次结构性系统性的社会改革，也不是对皇权专制政体本身的一次结构性变革，更不是确认“民权”为主导地位的一次改革。所以，变法注定是以赵氏一姓一家的自由与利益为前提的。岂止王安石变法如此，中国古代历朝历代的每一次变法，又何尝不是如此!当变法的终极目的被确立为“聚财”和“富国强兵”后，也已经背离了人道的最低原则——“把人当人看”。直言之，历代变法，无不是以国有化为其名义的皇权全面掠夺，无不是一个不断减少民间经济主体自由与活力，不断束缚民间财富创造主体自由的过程。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言，中国政治“决不愿私人财富扩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为王朝的安全之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