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改革，一成一败，为何?

　　为什么王安石的鄞县施政相当成功，而作为其扩展版的熙宁变法最终失败?确实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当时人的回答主要有二：

　　一是“易其地，执其法，亦不可行也。”他们认为，王安石新法“行于一邑则可”，“行于天下不可也”。此说不无一定道理。南北“风俗”大不相同，各地社情千差万别，某些新法往往宜于南而不宜北，宜于此而不宜彼，不应一刀切。何况一县易于管理，全国难于掌控。

　　二是“非其人，不能行。”楼钥感叹道：“呜呼!使一时奉行者，皆能如公(指王安石)之在鄞，则天下岂以为病哉!”确实，仅以熙宁初年的宰执班子为例，当时人形象地称之为“生、老、病、死、苦”。“盖言安石生，公亮老，富弼病，唐介死，赵抃苦也。”王安石虽然生龙活虎，但孤立少助。“自宰执同列无一人议论稍合，而台谏章疏攻击者无虚日。”高层状态如此之差，且协同不一致，变法固然难以顺利推进。

　　然而愚意以为，以上两说均未击中要害，民众的满意度才是问题的关键。当年鄞县老百姓充满获得感，熙宁年间的民众则满意度极低，其根源在于王安石的鄞县施政和后来的熙宁变法相同之中多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