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农业立国的中国封建社会，雨被看作影响农业生产最主要的自然因素。然而，熙宁七年的雨，却不仅仅是自然的，它更是社会的。这是宰相王安石变法的第六个年头，然而就因为雨的因素，他被迫罢相，其新法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失败。

　　熙宁七年是个大旱之年。与此同时，这一年也是宋朝历史上的多事之秋。由于干旱被视为有意识的人间主宰者“天”所发出一种信号，被赋予了许多自然以外的意义，因此，当我们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时空背景，或许会发现这一年所有重大事件的发生都与干旱有关。　　熙宁七年是个大旱之年。与此同时，这一年也是宋朝历史上的多事之秋。由于干旱被视为有意识的人间主宰者“天”所发出一种信号，被赋予了许多自然以外的意义，因此，当我们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时空背景，或许会发现这一年所有重大事件的发生都与干旱有关。

　　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的雨，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只是少了许多。从头一年的秋冬开始，有些地方就连续多日没有出现有效的降雨。转眼新年到来了，人们盼望新的一年时来运转，上天能降下久违的甘霖，滋润干枯的大地。但是希望却如同竹篮打水，旱情越来越严重。中国北方的春天，向来就有“春雨贵如油”的说法，而熙宁七年的春天，雨水似乎更加吝啬。

　　秋冬以来所累积的旱情，正在向更严重、范围更广大的方向蔓延。六月，大风裹挟着沙尘席卷京师，风沙过后，席子上落满的尘土厚达一寸以上。夏秋季节本是北方雨水相对集中的季节，但受灾地区的持续干旱尚未得到复苏，九月又遭遇了新一轮的旱情。

　　干旱的发生不仅使人畜的饮水变得困难，受害最直接的还要数地里的庄稼。持续的干旱使得原本要借助秋雨来播种的冬小麦无法下播，勉强播下的麦子因为墒情不足，影响发芽，发芽的麦苗因干旱变得枯焦。黍、粟、麻、豆等春种秋熟作物，也因雨水稀少而来不及播种，没了指望。京畿所在的开封府也发生了中等程度的旱灾，受害面积达到百分之五十。

　　更为严重的是，旱灾还并发了严重的蝗灾。蝗虫所到之处，就连草根也被噬食一空。因此，旱灾尚未到达最严重的状况之前，由旱、蝗所引发的饥荒提前到来。更有甚者，雨不见下降，粮价却要上涨。官府的各项税收和摊派也未见减免，中等富裕程度以下的人家，都出现了粮食短缺、朝不保夕的状况，十人之中就有九人担心饿死，只得以树皮草根充饥。越来越多的饥民开始逃荒要饭，自寻生路，形成了流民潮。

　　流民一路进发，途中经过京师开封等地，开封城里的居民每天都能看到大批流民涌入京城。当时把饥民逃荒要饭称之为“逐熟”，所谓逐熟，就是指灾民赶往丰熟地区流亡乞食。但逐熟在熙宁七年并不是一件寻常的事，由于受旱的面积太大，一些逐熟灾民乞食的路途遥远，其中的老弱病残尚未到达目的地，便因饥饿倒毙在路旁。

　　熙宁七年，干旱当前，人们求雨若渴，祈雨成为人们的首要任务。祈雨是世界各民族中所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一有灾害性天气，人们首先想到的便是祈祷。这是由来已久的做法，在中国，其源渊可以上溯到商周时代。宋人的祈祷行为是非常普遍的，从皇帝到各级官员，乃至普通百姓都免不了。祈雨反映了人们对于天人关系的一种看法，即认为雨是天人相感的产物。　　熙宁七年，干旱当前，人们求雨若渴，祈雨成为人们的首要任务。祈雨是世界各民族中所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一有灾害性天气，人们首先想到的便是祈祷。这是由来已久的做法，在中国，其源渊可以上溯到商周时代。宋人的祈祷行为是非常普遍的，从皇帝到各级官员，乃至普通百姓都免不了。祈雨反映了人们对于天人关系的一种看法，即认为雨是天人相感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