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这次变法动机与效果的背离，条文与执行的偏差，使一系列变法措施从安民走向扰民，甚至害民，置黎民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

　　青苗法虽限制了大地主高利贷的部分利益，缓解了贫农的燃眉之急，但在执行中地方官为完成和超额完成放贷取息的任务，实行硬性摊派。王安石给全国各地都下达了贷款指标，规定各州各县每年必须贷出多少、收回多少计划任务。这样一来，地方官就更是硬性摊派了。当然，层层摊派的同时，还照例有层层加码。于是，不但是贫下中农，就连富裕中农和富农、地主也必须“奉旨贷款”了。

　　当时，官府为了邀功得赏，不仅强迫百姓以青苗法贷款赚取利息，而且把五户或者十户结成一保，借户逃亡，保户分赔。因此，官府不问贫富，随户而贷，富者不需贷而多得，贫者急需贷而少予，而利息却要收到十之三成。每到索本要息之时，酷吏四处一呼，百姓胆战心惊。百姓们缺衣少粮，甚至家破人亡了，各级官吏腰包私囊却鼓了起来。结果，老百姓增加了负担，地方官增加了收入。

　　还有免役法，其由差役改为雇役新发，本来不失为历史的进步。王安石的办法是改“派役”为“雇役”，即民众将其应服之役折合成“免役钱”交给官府，由官府雇人服役。这样做有三个好处：第一，农民可以出钱不出力，不会耽误生产;第二，所有人一律出钱，比较平等公道;第三，社会上的闲散无业人员找到了差事，增加了就业。然而，在新法执行中，免役法却规定乡村贫户从此必须缴纳原先所无需缴纳的役钱，这无疑成了这些乡村贫户的额外负担。免役法执行的结果则是“纵富强应役之人，征贫弱不役之户，利于富不利于贫”，都完全违背了变法的初衷。

　　在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次变法运动，而究其变法失败的原因，其中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变法者推行的是从上而下却脱离基层老百姓的改革。王安石变法是如此，商鞅变法、戊戌变法也莫不是如此。改革如果不能普惠民众，得不到人民群众的真心支持和拥护，所谓的改革成果也只会是一堆泡沫，最终飘散在历史长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