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王安石变法评价的转机出现在近代，当时国人面对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急欲变法而“富国强兵”，遂使商鞅、王安石等都得到肯定的评价。对王安石评价最高者莫过于梁启超的《王安石传》，他说：“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唯公庶足以当之矣……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诟，易世而未之湔者，在泰西则有克林威尔，而在吾国则荆公。”(《王安石传》，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

　　1949年之后，王安石变法也一直得到肯定的评价。如侯外庐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以非常显要的位置写有“王安石的新学、变法思想和唯物主义哲学”一章，此章之外的北宋思想，除把李觏作为“王安石的先驱”外，其余都做了基本否定的评价。商鞅、王安石等在“文革”时期的“评法批儒”中曾成为中国历史上“正确路线”的代表。而在改革开放以后，王安石变法仍在“改革是解放生产力”的背景下得到高度肯定。(参见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我对王安石变法夙无研究，但近几年研究范仲淹的思想，写成《范仲淹与宋学精神》一文，其中涉及熙宁变法的问题，故有涉及。此文前两部分缩写成《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兼论二程洛学与两次“革新政令”的关系》，发表在《中州学刊》2004年第1期(后来又作有《“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补说》，发表在同刊2005年第1期)。我认为，宋学精神的真正开创者是范仲淹，“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以及李觏等等是范仲淹门下的“贤士”，占据宋代哲学史或思想史主流位置的道学(或理学)是在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的正反两方面作用下形成的。虽然道学也有历史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可部分地归于受熙宁变法的所激而致)，但我对于道学持基本肯定的态度。